格 古 日 记

(十七)

2005年

 

1月1日  星期六

  珠海客在线送鉴1件,赝品。

真玉须定州瓷芒所不能伤者乃是

  宋·苏轼《东坡志林》卷十一:今世真玉至少,虽金铁不可近,须沙碾而后成者,以为真玉矣,然未犹也,特珉之精者。真玉须定州磁芒所不能伤者乃是,尝问后苑老玉工,亦莫知其信否。(裴注:定州磁芒,定窑瓷器露胎处。)

 

1月2日  星期日

  “视野开阔”实为我研究学问和著述的追求。故在文物鉴定方面也是“无所不鉴”的“杂鉴派”。曾有某同行对此不以为然道:“什么都能鉴,结果是什么都不会鉴。”按这个老兄的逻辑,象朱家溍这样的鉴定大家必然也是“什么都不会鉴”了,因为他们在书画、金石碑刻、青铜、玉器、竹木牙角、古建筑、古版本……等等项目的鉴定可以说无不涉猎,但是事实是,他们于古文物诸多项目的鉴定却无不精通。我辈虽说在学问、眼力上不敢比肩两位“杂鉴派”大家,然岂能不见贤思齐?其实,那些只通一门的“专鉴派”鉴定家也未必都“专而精”:前不久,有一位从事古瓷鉴定60多年的知名专家,把一件有“二痴”和“王玖”款的青花山水图棒槌瓶定为康熙。倘若他对中国画史略知一二,就不会闹这样的笑话——清代画家王玖(号二痴,王翚曾孙,与王昱、王宸、王愫并称“小四王”)生于清高宗乾隆十年,恐怕赶不上画康熙的花瓶。我想这事如放在朱家溍、史树青两位“杂鉴派”前辈身上,那是不可能发生的。

  故我之所以二十年来不敢以“专家”自许,而以“杂家”“杂食动物”自居,一来是性情使然(兴趣广泛),二来也恐知识面偏狭,学术视野不得拓宽,难当“文物鉴定”之大任也。须知文物鉴定实为“博大精深”的一门学术,所以要求从业者的知识结构、经验结构也必须是“博大精深”类型的——仅“精深”是不够的,还须“博大”。

  “博大精深”“学贯中西”曾是“五四”时期凸现出来的一大批文化巨擘(包括像傅振伦、朱家溍这样的文物鉴定大家)的总体学术风貌,随着物换星移,斯人其萎,这种“五四”型的学者在大陆几近绝种,薪火不传,倒是海外华人中稍有孑遗。如今大陆许多文物鉴定家普遍“偏食”,营养不良,“专鉴派”太多,“杂鉴派”无几。“专鉴派”当中又多是“专而不精”者,却常讥笑“杂鉴派”鉴定家“杂而不专”。

  “专鉴派”不明白世间的学问都是可以打通的,不仅它们有共同规律可寻,而且彼此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比如瓷器鉴定方面的疑团,有时仅在古陶瓷学术的单一领域探求,千回百转兜圈子仍不得结果,一旦借鉴书画鉴定的方法和规律,居然迎刃而解;玉器鉴定方面的疑团,有时借鉴青铜器鉴定的方法和规律,也居然迎刃而解;竹木牙角雕方面的疑团,有时借鉴织锦缂丝的鉴定的方法和规律,也居然迎刃而解……对于资深“杂鉴派”鉴定家来说,这方面的经验实在不胜枚举,屡偿甜头,而与“专鉴派”道起,可能就如与夏虫语冰了。因为他们学术视野太偏狭,胸襟不开阔,气象不恢弘,故也难成鉴定大家也。

 

1月3日  星期一

国宝级鉴定大师的遗憾

  当今有位明清官窑瓷器鉴定家,被其徒子徒孙奉为“国宝级鉴定大师”。然吾谓此大师亦有二憾焉:一是城府很深,世故圆滑。曾有一朋友请教一青花瓷器的年代,他这样回答:“非明、也非清,也不是民国,更不是唐宋元代,搞不好是明清,但绝不是新仿。”这种说等于没说的搪塞之语令人称奇。之所以如此回答,不外出自一种患得患失的琐碎心理。有一年在某一场合有幸“一睹风采”,结果也颇失我望——同样是一付哼哼唧唧、一毛不拔的态度,殊未见“诲人不倦”风范。其二是学术范畴十分狭窄,终其一生,仅于瓷器,并且局限于明清官窑瓷器,可谓老“专鉴派”之典型矣。我认为此老在总结、传授前辈(1949年以前的古玩铺师傅)的瓷器鉴定经验上还是有贡献的,惟憾其专业范围之狭窄,学术创见之有限(其大著多是民国时期古玩铺师傅的经验汇编,极少自己的创见)。盖画地为牢,终生“仅雕一虫”者,往往难脱小家门面。老师傅的时代、历史和自身的局限使其格局不大,这本可以理解,也不必苛求,令人最不理解的是“捧杀”师傅的徒子徒孙们。前些年,我委实接触了不少这班冬烘子弟,除了经常向你背诵其师爷孙瀛洲传下来的鉴定口诀,就是吹嘘自己是其“关门弟子”,而实际鉴定水平则不敢苟同。奇怪的是,我听到的自称是此“国宝级鉴定大师”的“关门弟子”的竟然有三位之多!

  弟子捧杀师傅,其意是在抬高自己,师傅“国宝级”了,弟子自然也不同凡响——这是什么逻辑?但这确是具有的“中国特色”的逻辑,所谓“名师出高徒”“虎门无犬子”等等熟语虽经不起推敲,毫无逻辑性可言,但却被古往今来的许多中国人所认同,故有夸祖先、攀名人之习,试图在祖先、名人的光圈笼罩下证明自己、包装自己、兜售自己,此谓“沾光”“借光”。为什么要“沾光”“借光”,因为自己不会发光。这实际上是中国人最没出息的一种恶习。而弟子捧杀师傅的做法,与夸祖先、攀名人的恶习同出一辙,这些“沾光弟子”和“借光弟子”拼命拔高师傅,企图令师傅“添光增彩”,这样师傅头顶的光圈变大变亮了,返照在弟子身上的光也更“灿烂”了。“夸祖自荣”、“借名人以自重”同“捧师自负”实在是中国人一大人文景观,这在自强自立的民主国家甚觉丢人的事,在许多中国人中却乐此不疲,动辄声称“我祖上”如何如何、与某某名人、高官如何如何,口沫四贱,不知其羞。

  环顾中国的文物鉴定界,只觉黑咕隆咚,漆黑一片。许多鉴定家不但“贫血”(知识浅陋老化、经验贫乏单一),而且“缺钙”(拜金拜官,“奴性”十足)。“沾光派鉴定家”之间树山头、立门户,党同伐异,把文物鉴定界变成“文物鉴定江湖”;“托派鉴定家”四处横行,交结权贵,游走市场,埋地雷,打冷枪,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将文物市场变成自己售假敛财的好去处,同时也成为贪官污吏匿脏洗钱的乐土。“学术权威”和“学术官僚”则垄断公众学术资源,把持公众学术的话语权利,大搞“一言堂”,扼杀不同声音,“学阀”、“学霸”当道,学术民主无从实行。少数真正的文物鉴定家能力挽狂澜于既倒吗?如不能,中国的文物鉴定从此油尽灯灭矣。有人或许要问:将来肯定还有层出不穷的重大考古发现,怎么可以说“油尽灯灭”呢?这话没错,但那是考古领域,而不是文物鉴定领域,我也相信考古事业在中国还会有光明前途,考古人才也能薪传不绝,但这不等于文物鉴定事业也同样能走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1月4日  星期二

  辽宁客在线送鉴4件:白瓷观音坐像(仿清代德化窑瓷塑赝品)、茶叶末瓶(赝品)、青花釉里红花鸟图盘(仿清代雍正盘赝品)、黑釉泥绘兔纹瓶(赝品)。

  保定客在线送鉴一件青瓷长颈瓶,赝品。

  青瓷泡菜罐三国即有。 两晋更多。都有复口,所以又叫“复口罐”。可见三国时就腌泡菜了。

 

1月5日  星期三

  北京客在线送鉴4件:乾隆款哥釉贴花龙纹瓶(赝品)、豆青釉青花山水花鸟图抱月瓶(赝品)。

  青瓷罐上的系形态丰富:有直系、横系、圆系、方系、单系、复系及上述系型同置一器的组合系。直系多于横系,但横系出现并不晚,东汉青瓷罐上就有了。

 

 

1月6日  星期四

  抚州媒体网友转来一篇署名韩红林的记者的文章,质疑央视《鉴宝》节目的专家自鉴藏品、自估藏品。文章如下:

  这两年来,在艺术品拍卖市场极其火爆的大背景下,中央二套的《鉴宝》栏目受到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关注。就在该栏目办得如火如荼之际,争议声也接踵而至。很多专家和读者都曾撰文对《鉴宝》栏目里一些鉴定的真实性提出怀疑。近日,一位名叫周立峰的读者在某艺术杂志上撰文揭露,某期《鉴宝》栏目的一位鉴定家竟找人把自己的藏品拿到节目现场,自己对这件藏品定出了180万元的高价。

  读者质疑:专家竟对自己藏品估价

  事情起因于去年9月11日(周六)央视《鉴宝》栏目的重头戏——专家对天津藏友朱廷哲提供的一方“清代寿山橘皮黄田黄冻印石”进行鉴定估价。

  周先生在文章中称,他是个篆刻爱好者,尤其关注这档节目,当时的鉴定专家是同样来自天津的该市藏石学会会长靳志忠,他对这方寿山田黄冻印石给出了180万的高价。但细心的周先生随后在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的《田黄石鉴赏与收藏》一书中发现,该书封面和第29页上一模一样地刊有一件质地同为“橘皮黄田黄冻印”、雕钮同为“三螭争雄”、底边同为未刻字且少见的长方形(一般是正方形或椭圆形)(尺寸同为4.5×3.8×9.5cm)、重量也同样“巧合”为352.5g的田黄印石。

  而该书作者及宝物的持有人正是当期《鉴宝》栏目的“鉴定专家”靳志忠。于是周先生提出质疑,专家自己在央视这个很有影响的媒体平台上对自己的藏品定高价,那“鉴宝”的真实性何在? 

  专家回应:东西不是我的
 
  带着这样的质疑,记者拨通了天津市藏石学会会长靳志忠的电话。对此事,他似乎早有耳闻。他明确地对记者表示,2004年9月11日《鉴宝》栏目的那方田黄印石和他所编书里的那方乃是同一件。但他坚决表示,东西不是他的,而是天津另外一位藏家,大家平时比较熟悉,写书的时候就用上了。那记者随后就问:“即使这件东西不是你的,那你跟当日送这件东西的藏家明显很熟悉,那你在定价的时候,有没有掺入了一些感情的因素在里面呢?”对这个问题,靳志忠并没有进行答复。

  通过努力,记者拿到了读者周先生所说的那本《田黄石鉴赏与收藏》。在该书中,提到靳志忠从1975年开始收藏田黄石,三十年内,他投入了相当数目的资金,业余时间几乎全耗在上面。而对于这本书里所刊的藏品提供方却只字未提。那上述的那方“橘皮黄田黄冻印石”到底是他自己还是别人的就不得而知了。 

  央视表态:漏洞多,正在改进

  而对出现这样的问题,《鉴宝》栏目的一位主要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对于每件所送藏品的来历,他们也只能听持宝人的说法。就目前的精力而言,他们不可能对藏家藏品的来龙去脉了解的特别清楚。所以他们一般只能先请三位专家对藏品的真假进行判断,然后决定东西上不上栏目。不过他也表示,因为现在《鉴宝》栏目很热,但确实存在很多漏洞,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找到可乘之机,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一些鉴定家躲在幕后操纵。目前他们也意识到这里面存在的一些非正常的状况,以后将努力改进,尽量减少漏洞。

  业内人士:娱乐性远大于真实性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上述所谓专家给自己的藏品定高价,在央视《鉴宝》栏目里并不是个例,老百姓不清楚,但业内的人都是心知肚明的。现在的艺术品拍卖市场很火爆,随着衍生的就是吓人的高额利润。由于利益的驱使,弄虚作假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他告诉记者,现在《鉴宝》节目里专家的估价明显偏高。藏品的价钱高,其娱乐性是很强,但真实性和权威性就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同时,他提到在节目现场,经常出现专家把明明是赝品说成是真的。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专家被“打了眼”,但更多的却是有意而为之。比如某一期,一位知名书画鉴定家把一件明显是“揭二层”的古字画说成是真品,这件东西有一点书画鉴定经验的人都能看得出来,他竟然看不出来??也许东西的藏家预先铺好了路,利益驱使鉴定家把假说成了真。这位人士告诉记者,其实这种手段并不新鲜。在中国的书画史上,经常有人拿大名头的假画请一些著名的鉴定家题字,碍于人情世故,一些鉴定家还真题了。有着为虎作伥的帮手,明明是假画而偏偏能顺利高价出手。在《鉴宝》栏目里出现的这种状况也是同理———为假画找一件护身符,所不同的是借央视这个平台更能迷惑人。

  南京博物院院长、江苏省收藏家协会会长徐湖平认为,鉴定家是个特别的群体,尤其要讲人品和诚信,如果他们有私心,往往伤害性要大得多。现在有些老专家自律不强,被金钱“感动”,做了一些违规的事。但最后吃亏的往往就是这些人品不好,没有诚信的人。(韩红林)

 

  这实在是一篇发人深思的好新闻文章,目前绝大多数媒体在报道文物收藏信息时多是大报“惊人发现”“刷新拍卖记录”等等亮点(其中不乏被商家利用,免费为拍卖行或个人做虚假广告的“头条新闻”),其背后隐藏的“猫腻”少见披露或质疑。

  对于央视的表态我觉得也应该质疑——仅仅是“漏洞”吗?仅仅是“一些鉴定家躲在幕后操纵”吗?《鉴宝》如此洗刷自己,能说服观众吗?假如《鉴宝》的运行机制与《春节联欢晚会》是一样的,那么能担保与类似《春节联欢晚会》的丑闻不会在《鉴宝》节目出现吗?能保证不出现赵安这样的人物吗?(赵安:中共党员,前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主任,四次出任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利用手中大权,收受演员巨额贿赂,判十年徒刑。)《鉴宝》节目以假为宝,《鉴宝》专家出大笑话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的“失误”,难道这没有一点体制和机制上的原因吗?专家素质低下,以赝为宝,我认为只是节目不良运行机制导致的“果”,而节目不良运行机制则是根本原因。现在《鉴宝》把出现的问题推给“持宝人”和“鉴定家”,而对自己的责任则轻描淡写地以“漏洞”搪塞之,实在让人看不出一点反省的诚意。

 

1月7日  星期五

  福州客在线送鉴一件粉青哥瓷三足炉,清代乾隆-嘉庆景德镇产品。

 

图205A 哥釉三足炉(清代乾隆-嘉庆) 

 

图205B 哥釉三足炉(清代乾隆-嘉庆)

 

  辽宁客在线送鉴一件宣德款双耳三足铜炉,清代。造型优美,线条简练流畅,这么漂亮的包浆也属难得。应韩国客要求,为去年底所鉴白釉剔花鱼藻纹双系扁壶(金代 磁州窑)作《鉴定意见书》一份。

 

图206A 宣德款双耳三足铜炉(清代)

 

图206B 宣德款双耳三足铜炉(清代)

 

1月8日  星期六

  珠海客实物送鉴4件,三件瓷器为赝品,一件红木雕寿星为民国作品。

瓷雕大家陈国治

  近人金武祥《粟香随笔》卷六:道光时,有镇人陈国治者,彩画雕镂,名重一时。又不轻作,每一器值数十金。蒋矩亭大令赠以联云:“瓦缶胜金玉,布衣效王侯。”,又赠以额曰:“陶隐”。

  裴按:此载陈国治为景德镇人,而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图典》称陈国治为安徽祁门人,后说不知何据。

 

1月9日  星期日

  《鉴宝》专家信口雌黄、严重缺乏历史常识又一例:“这件瓷火锅很少见,它画得彩色比较淡雅,花纹比较精细,我给它定的是20世纪初期的产品,它和过去清末时期的粉彩不一样,清末时期的粉彩画得比较浓重,这个画得淡雅,而且清晰,它画的花卉,一个是桃树,一个是牡丹,牡丹代表富贵,桃树代表长寿,前面还有一个山代表南山,所以这件瓷器有很大的寓意,叫富贵,多寿,寿比南山,而且下部有钟鼎篆书字,这个钟鼎篆书字实行是从光绪末期开始,在一些瓷器上就开始写钟鼎文,等到20世纪初期以后,这些写法就不再存在了,这件瓷器流传到现在非常不容易,这件瓷器火锅,它里面的铜的火柱,现在恐怕再镶嵌也不太容易了,所以比较珍贵的,根据目前市场的价格我给它定个3万元。”(鉴定专家:华义武 北京市文物局副研究员 ,从事瓷器、玉器、铜器等研究鉴定工作41年)

  历史常识错误:清朝帝制的崩溃以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为标志(按此年仍是清朝的宣统三年),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斯为民国元年。这一史实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20世纪的前12年(1900-1911)还在清代,“20世纪初期”不正是“清末”吗,如何说“20世纪初期的产品,它和过去清末时期的粉彩不一样”?此老兄又说:“这个钟鼎篆书字实行是从光绪末期开始,在一些瓷器上就开始写钟鼎文,等到20世纪初期以后,这些写法就不再存在了”事实上,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已经是20世纪,到光绪最后一年(光绪三十四年)已是公元1908年,请问1900-1908年这九年是不是既为“光绪末期”又是“20世纪初期”?那么,“光绪末期”又怎么会不同于“20世纪初期”?应该说,“清末”或“光绪末期”、“宣统年”与“20世纪初期”在时间上是重叠的,此位专家把“清末”或“光绪末期”与“20世纪初期”分为前后两截时间岂不笑话?难道可以把20世纪当作分水岭,之前为清朝,其后为民国?

  专业常识错误:1、“浓重”、“淡雅”一般是相对两种釉上彩瓷来说的,即五彩赋彩风格浓重,笔触相对粗犷,故又称“硬彩”;粉彩瓷赋彩风格淡雅,笔触相对精细,故又称“软彩”。这是从绘画风格上区分两个彩瓷品种的用词,反映了五彩和粉彩的不同特点。故凡是粉彩瓷即以“淡雅”为其总体风格特征。当然粉彩瓷在用色方面有多寡之别,布局方面有疏密之分,由此也会形成“浓重”(准确地讲应是“浓郁”,因为毕竟是“浓而不重”)、“淡雅”两种面貌,但“20世纪初期的产品彩色比较淡雅,花纹比较精细”“清末时期的粉彩画得比较浓重”这样的判断则完全是不符实际的信口开河:大量的20世纪前后的粉彩瓷的存在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此时的粉彩瓷有精细一路的(称“细粉彩”),有较粗糙一路的(称“糙粉彩”);有“淡雅”一路的,也有“浓重”一路的。绝对无法用“浓重”、“淡雅”来作为判断此时粉彩瓷的时间先后的依据,这已经是瓷器鉴定的共识和常识。而粉彩瓷画得彩色淡雅,花纹精细的,当推雍正粉彩瓷,而不是什么“20世纪初期的产品”这也是瓷器鉴定的共识和常识。2、钟鼎文何时出现在瓷器上?我想这也应是个常识问题。我不知道此专家怎么“考证”,居然得出“这个钟鼎篆书字实行是从光绪末期开始,在一些瓷器上就开始写钟鼎文,等到20世纪初期以后,这些写法就不再存在了”这样的结论。早在明初,典型的大篆已经作为吉语和年号款出现在瓷器上,清代康熙、雍正,尤其是乾隆,不乏以“吉金文字”(钟鼎篆书)装饰瓷器者。清中期金石考据学盛行,瓷器上流行“吉金文字”装饰乃金石学鼎盛的反映。此风于清末愈盛,作为瓷器装饰的一种典雅风格,一直为市场欢迎,延至1949年。所谓“等到20世纪初期以后,这些写法就不再存在了”纯属主观臆断。如按照此专家的信口开河,光绪以前和20世纪初期以后带钟鼎篆书字的瓷器只能是赝品了,岂不荒谬?

 

1月10日  星期一

  日本客在线送鉴唐三彩瓷四件,全为赝品。

 

1月11日  星期二

  北京客在线送鉴一件粉青瓷三足鬲式炉,仿龙泉窑粉青鬲式炉赝品。

  邢窑越窑杯可以奏乐

  唐·段安节《乐府杂录·方响》:武宗朝郭道源后为凤翔府天兴寺丞充太常寺调音律官,亦善击鸥(裴注:鸥即“瓯”,同形假借)。率以邢鸥、越鸥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箸击之。

  明·王三聘《古今事物考》卷五:诗曰“坎其击缶”,则古有击缶为乐者。(裴注:“缶”,瓦罐)击瓯,盖击缶之遗事。唐大中初,郭道源用邢瓯、越瓯十二,旋加减水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疑自道源始也。

  此也说明邢、越二窑器质地之坚致、器型之周正,否则不能有此妙用。

 

1月12日  星期三

  日本客在线送鉴青铜三足鼎一件,仿西周青铜鼎赝品。

三国青瓷虎子的功用是水器

  青瓷虎子出现于东汉,流行于三国两晋。其功用,有人认为是溺器(“夜壶”),有人认为是水器。南京吴墓出土的一件虎子有刻划铭文曰“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造[缺字] ”十四字。从这件早期越窑器的铭文看,至少在三国时期,青瓷虎子还是作为水器使用的,如是亵器 怎么可能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

 

 

1月13日  星期四

  北京客在线送鉴14件:凤纹双耳铜瓶(赝品)、青花人物图三足洗(赝品)、墨地三彩龙纹八方罐(赝品)、粉青瓷菱花口折沿盘(明代 景德镇仿龙泉窑)、青瓷莲瓣纹双系瓶(赝品)、成化款青花牵牛花纹盘(清代雍正)、青瓷索耳长颈瓶(赝品)、青白瓷瓜棱执壶(仿宋代青白瓷赝品)、黑彩菱纹双系蒜口陶罐(赝品)、粉彩观音坐像(赝品)、广钧瓷狮钮盖象耳三足熏炉(清末)、粉彩杂宝纹梅瓶(赝品)、十二生肖鞘钢刀(现代工艺品)、青铜剑(赝品)。按其要求为其中真品做《文物艺术品估价书》。

 

图207A 粉青瓷菱花口折沿盘(明代 景德镇仿龙泉窑)

 

图207B 粉青瓷菱花口折沿盘(明代 景德镇仿龙泉窑) 

 

  景德镇仿龙泉窑作品始于元代,以明清两代为盛。而在元、明、清的同时,龙泉窑仍然有大量产品涌现当时的市场。那么,如何鉴别龙泉窑本窑作品和 景德镇仿龙泉窑的作品呢?要点有三:1、胎土不同。镇窑为白胎,即类似景德镇青白瓷那样的胎色;龙泉窑为灰胎(有深浅不同色泽),有时见窑红。2、釉装饰有别。镇窑容器内或外底常另施白釉,龙泉窑里外一色粉青釉。3、镇窑产品总体质量较细,龙泉窑产品在元明清已逐渐走下坡,产品总体质量较粗。

 

1月14日  星期五

  韩国客在线送鉴7件:青瓷划花三足炉 (明代 龙泉窑)、白瓷镂空座托盏(赝品)、青瓷划花三足炉 (明代龙泉窑)、粉青瓷三足鬲式炉(赝品)、粉青瓷刻花菱口折沿盘(赝品)、郎世宁款松下骏马图轴(赝品)、青白瓷调味瓶 (清代)。按其要求为其中真品做《文物艺术品估价书》。

 

图208 青瓷划花三足炉 (明代龙泉窑)

此炉器壁厚重,肩部饰有一圈乳钉纹,带有元代遗风,应为明初产品。

 

1月15日  星期六

  收到韩国客惠赠《2003韩国文化遗产七千年史料大展》画册(韩国古美术协会编)及《多宝城美术馆》2005年案头日历。

  新加坡网友转来一篇文章,质疑去年在广州展出的越王勾践剑的真实性,怀疑真品已被“掉包”,如果情况属实,实在是不可思议的惊天大案。文章照录如下:

 

广东省博物馆展出的越王勾践剑是真品吗?

梁伟强 

        写下这个题目,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千回百转地找出种种理由和假设,去否定心中的疑问。拿着参观了三次的、广东省博物馆的《荆楚辉煌--湖北省楚文化精品展》的门票,手中的笔像有千斤,像对一个自己最尊敬的长者,道出一种指正,有一种慷慨就义,引剑刎项的悲壮感。
  中华第一剑——越王勾践剑,是神往已久的古物,它不单记录着"卧薪尝胆"典故中历史人物的真实存在,更记录着二千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伟大工艺制作水平,趁着它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特意从国外飞回广州一睹它的灿烂。隔着展柜厚重的玻璃,我伫立于前,想到文物的展示,究意给我们怎样的精神启示,是折射了历史、社会、思想的变迁,生活的隐秘,或可通过它触摸到已消逝的历史的真实。还历史真实的面目是古物展示于众人的最根本社会意义呀!
  历史已远离我们而去,无论越王勾践或吴王夫差,历史人物都在时间和苍海轮回中消失殒尽,但他们使用过的凝聚着劳动人民智慧的宝剑却流传下来。寒光闪闪中,影出一卷历史的画面,亦给我们对历史的怀顾和想象多了一件看得见的实物。
  对越王勾践剑的描述,各类专业参考书对其精湛的工艺,都用尽了所有赞美之词,确实,它作为一把王者用剑,一丝不苟的制作才能实至名归地享有中华第一剑的美誉。
  但我在参观的头一次,已听到许多观众怀疑它是否是真品的提问。人们的质疑,使我产生了一阵阵强烈的震动,他们并不是质疑古人,而是质疑今天呀!想想看,在一个省级博物馆所展出的珍品,也会有那么多人提出这种质疑,是否国人的文化信仰和知识层面已产生了缺陷?这怪不得提出这些问题的普通观众呀,假钞票、假商品、假古董充斥着中国每个角落。我心中默默地为祖国祈祷,在原谅着提出这种善意疑问的人。
  俗语讲,参观古物展览,外行人看热闹,行内人看门道。我伏面在展柜的玻璃前,细心地观赏着正横放在咫尺面前的这把剑。
  我的目光审视着每一点精美的工艺制作,因为在参观前已翻阅过许多中外书刊登载过这把越王勾践剑的文章和彩照,希望每一片断都与书本的纪录重叠。一切的资料真像刀刻一样,铭记在脑海里。但当我的目光落在展出的这把剑的正面左边剑刃近上部的地方时,我的头一下子嗡地炸响,血在身体内奔腾,难道我看花了眼?这里竟然有三粒在铸剑工艺上绝不能出现的最大缺陷——砂眼。还出现在整把剑最为重要的剑刃上。在这把举世闻名的宝剑上,从来未听说过在锋利的剑刃上有砂眼的记载,而其中一粒竟粗大如芝麻,深入剑刃二毫米,形成一个显眼的空洞。
  迷惘、疑惑一下子由心中涌出,难道,难道……
  这个展览是由广东省政府作为国庆的重要节目而沥血安排的,我一下子再没有参观下去的心情了,多希望自己所观察到的是自己的无知呀,赶紧回家,拿出所有记录着这把宝剑的书籍一一对照,最为清楚的一张彩照是在《中国文物定级图典》上卷的239页上,所见越王勾践剑锋利的剑刃,全无缺陷,平整光洁。这部图典,是目前国内最权威的工具书,以最真实的面目去呈现实物,不作任何的修饰,是工具书最基本的原则。
  砂眼,是因为在铸造过程中,在模范中留有丁点的杂质,使得铜液不能顺利流过,因而留下的小孔。越王勾践剑,在铸成剑后,还要经千锤百炼,磨砺开锋,棱形花纹,表面防氧化处理,都需要它有光洁如镜的剑面。而且它是一把王者用剑,允许在剑刃这最为重要的部位留下砂眼是绝不可能的。
  在古物鉴定学上,如发现一点假必说明全部都假,找出借口和理由去企图掩饰它都是多余的。因为造假或仿造决不可能造出一种百分百相同的东西,所展出的这把剑存在的这个无法解释的漏洞太大了。为了印证自己的怀疑,从一种疑惑中走出来,一连两天,再次带着书又参观了两次。
  我又看到展出的这把剑的剑首底圈上,写有“65江陵望山MI棺内9号5.555”一行白字。它表示此剑是于65年在江陵望山出土的记录。对着此圈字,我拿出书本,虽隔着玻璃,在逐字对照中,发现工具书中记载的“江”字,写得比展出的这把剑中的“江”字要粗。“江”字中的“工”字的一竖在工具书中向左撇,“工”字的下横一笔与“陵”字粘连。而这把剑的“江”字工整清秀,笔划细小,“江”字的一竖十分直,且“工”字下横与“陵”字分隔不相连。展出的这把剑的这行字中“9”字较工具书的那个“9”字的笔划细许多。
  面对自己的分析,很难再为自己找到一种原谅上述不符的借口。留在这把还要展出几个月的剑的那一行白字,与工具书中写在真正越王践剑的那一行字,象两把为真理交锋的利剑在我心中永远挥舞,在良心上会划上道道十字,一个人和社会,都会在责任、良知、道德十字路口上作出多次的选择。面对上面的疑问,人们和有关部门能正视或相信吗?
  那几点砂眼,亦象跌落到我眼中的沙粒一样,刺痛了我的眼睛,流出了泪水。眼前是一片迷糊。

                                                      2004.10.8于广州

  说实在的,我对于这把浇注民族之魂的神剑的痴情也有似于梁伟强先生,读了这篇文章,胸口堵了好几天。我真希望这仅仅是梁先生的一时“走眼”,但想到外八庙的原故宫文物被掉包的事实,此剑的命运又令我胆战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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