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 古 日 记

(五十)

2006年

 

5月16日  星期

  上海客加急图象送鉴瓷器4件:青花扁菊纹三足炉,现代赝品

 

清代督窑官奏折选读(二十二)        内务府员外郎唐英奏折 

 

 遵旨攒造青花白地瓷五供折
 

乾隆十年四月初八日

 

  内务府员外郎管理九江关务奴才唐英谨奏:为奏闻事——

  乾隆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奴才接养心殿造办处来文传旨,雅满达赖坛仙楼上,着奴才“制造青花白地瓷五供三堂,其瓶内配烧瓷苓芝花。钦此。”钦遵。

  维时因窑厂止工,天气寒冷,泥釉凝冻,不能攒造。今春开工,始得陆续制成。今造得宣窑青花白地五供三堂,配造得青花五彩瓷苓芝二种,以备采用。

  敬谨差人赍进,伏祈睿鉴。谨奏。

  朱批:览。

  裴按:五供为花瓶一对、烛台一对和香炉一个。五供作为供器的组合实由三供发展而来。也就是说,先有炉瓶三供,后来加上烛台而成五供。瓷三供最晚在元代已出现(有出土冥器,以及传世器可证。传世器瓷三供的例证见于伦敦“大维德瓶”,其铭文曰:“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 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 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 平安 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 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可见“大维德瓶”原为三供,只是现在那个香炉早已不知下落了)。瓷五供则出现于明代。这个折子说“今造得宣窑青花白地五供三堂”说明清宫在乾隆时还藏有宣德青花五供。此次是以宣窑青花白地五供为样本,仿造出三套。但现在成套的宣德青花五供已经难觅了。这个折子还出现“青花五彩”一词,说明乾隆时,“青花间装五彩”(斗彩)和“青花五彩”已经有所区分了。
 

 

 

5月17日  星期 三

  泰国客加急图象送鉴瓷器二件:何朝宗款白瓷罗汉、福建会馆款粉彩三星,均为现代赝品。

 

清代督窑官奏折选读(二十三)        内务府员外郎唐英奏折 

 

 恭进上传及新样瓷器折
 

乾隆十年四月初八日

 

  内务府员外郎管理九江关务奴才唐英谨奏:为奏闻事——

  乾隆十年三月初六日,奴才在九江关署接到养心殿造办处来文,并奉发铜胎红珐琅盖一件,蓝珐琅盖一件,传旨着奴才“照样烧造霁红、霁青盖各一件,里子烧白的。”又奉发青花白地无盖小梅瓶一件,旋成瓶盖木样一件,传旨着奴才“按小梅瓶花样大小烧造瓷盖一件。钦此。”钦遵。

  奴才正当春季查看窑工之候,随于三月初十谨赍奉发各件,自九江关起身赴厂,亲自督催,遵照木盖样制造得瓶盖一件。但恐照造之瓶盖火气未退,与奉发之青花白地梅瓶究有新旧之别,奴才又按照原瓶花样大小,配造得有盖梅瓶一样,以成一对。其奉到之铜胎珐琅盖,亦造得霁红、霁青盖各一件外,于二月初七日,先奉到渣斗木样一件、象牙座一件,传旨着交奴才“按牙座大小照样烧造哥窑瓶一件,仿旧做,不要款,如仿得旧更好。钦此。”钦遵。今制造得哥窑渣斗一件,又仿配得连座富余一件,以成一对。谨将前项各件,差人一并赍进,恭呈御览。所有奉到各瓷木原样,与象牙座一同恭交。

  再,奴才在厂拟造新样轿瓶与陈设小件数种,谨随折恭进,伏祈皇上教导指示。应否照此新样再行制造,恭候圣裁鉴定,以便钦遵。谨奏。

  朱批:览。

  裴按:圣旨中所指的“哥窑瓶”,依唐英这个折子的上下文,即是哥窑渣斗。此次造得带座哥窑渣斗一对,并遵旨不写年号款。有云乾隆朝渣斗之类的卫生用具不得书写朝号款识,以免亵渎,此折固是这个说法之文献出处。

 

 

5月18日  星期

  上海客加急图象送鉴一件浅绛彩人物图双耳瓶,现代赝品。

  上海客加急图象送鉴瓷器两件:青白瓷五管谷仓瓶,宋代;青白瓷执壶,现代赝品。

 

5月19日  星期

  日本东京客加急图象送鉴王觉斯款书法长卷一件,现代赝品。

 

5月20日  星期 六

  上海客加急图象送鉴三件:饕餮文鼎,现代赝品;新彩喜鹊桃花图铺首瓶,民国;粉彩妇婴图粥罐,清末-民国。

 

汉译中国古陶瓷学术名著(一)

 

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一组中国瓷器

(美)约翰·亚历山大·波普  

美国佛利尔艺术馆馆长助理

(附图版44幅)

裴光辉 译

(续二)

 

这样,该记录显示了土耳其王室收藏的五件瓷器,其中最早的可追溯到十五世纪末期。

  第三个档案是907 /1501年的收藏目录,列出11件藏品:

Fağfur大口水罐:两件

Fağfur酒瓶:一件

Fağfur酒瓶:一件

碗:五件

盘:两件

土耳其语言中关于中国陶瓷的术语数量有限,而且含义常很模糊。Fağfur一词的意思是中国的皇帝,从这个词又派生出Fağfuri一词,该词则泛指中国的瓷器。【注8b 该词似乎源于伊朗,与俄语中表示瓷器的单词ФАРФОР相似。】另一个含意笼统的词是Çini, 意思是中国或汉语的,还可用来指瓷器;该词语源于波斯语,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著名的Çini-hane, 即阿巴斯大帝(Shah ‘Abbas the Great)在阿德比尔城(Ardebil)建造的撒菲(Safi)酋长清真寺里的瓷器室。Hatayi 一词在许多情况下,意为“中国的、中国人的、汉语的”,因而有时也意为瓷器。它可能来自于Khitai 一词,系中亚的土耳其人对中国的称谓,后被早期的西方作者误为Cathay 一词。它指的是从中亚传到安纳托利亚的莲花装饰,现一般用来指长有宽大叶子的各种花。Martabani 指青瓷器皿,该含意广泛使用于土耳其、近东地区以及早期西方瓷器贸易家中,显然他们是从贸易旅行中听到这个词汇并且采用了它。在欧洲,该词还用来指从唐朝至明朝各个时期,在整个东南亚随处可见到的某种庞大的、笨重的、涂有褐色釉的储藏罐。这个单词的词源可以追溯到缅甸的马达班港,正是从那里,中国和暹罗生产的众多器皿被装船运送到印度、非洲和早期的近东。【注9 :参考书目11。正如科里斯(Collis)指出的那样,马达班只是断断续续地作为港口。1400年后,横贯半岛的墨吉-坦纳舍忍要道(Mergui-Tenasserim route)更为常用。在当地的方言里,其中的后几个名称的发音发生变化,听起来像马达班(Martaban)音;因此,有可能,后来这一词语被笼统地用来泛指来自东方的此类型的所有器皿。】这些单词中常会出现在指称瓷器的清单目录中,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Fağfuri。这种状况表明根本没有办法确定任何单件瓷器的性质。描述时,有时使用了表示颜色的形容词,有时却描叙成“具饰纹的”,而这似乎是不加区分地泛指青花瓷及釉面上涂有彩饰的器皿。

  第四个档案上记载的伊斯兰日历是“10 Şaban 910 ”,即相当于公元1505110日;该卷被称为王宫国库的清单目录。【注10Tahsin Öz先生非常热情地向我提供了他最近出版的关于这份清单目录的副本(参考书目21),我在此处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珀西瓦尔·大维德(参考书目12)爵士也出版了本清单目录,记载的日期为1504年,显然,他没有提供确切的月日时间,也不知根据回历的月日转化为下一个公元纪年。】目录的概述中,包括有金器、银器、织物、长袍、武器、铜器、地毯、挂毯、钱币、镜子、烛台、各种饰品、欧洲素窗帘、欧洲图案窗帘、薄纱、扇子、瓷器(Fağfuri)器皿、雕刻的木制盘子、依兹尼克(Iznik)大水罐、康亚(Konya)的陶杯和黄铜碗。那些引人注目的具体条目兹翻译如下:

 

具装饰的瓷酒器:两件

瓷瓶(装在一个容器里):一件

中国浅瓷碗(装在一个容器里):一件

瓷大口水罐:两件

白色浅瓷碗(装在一个容器里):一件

白色大瓷盘:一件

具装饰的瓷碟:两件

小瓷盘(装在一个容器里):七件

白色小瓷碟:三件

瓷盘(装在一个容器里):一件

 

这二十一件藏品表明了瓷器收藏的稳定增长;而一起收藏在国库的其他物品的性质也给瓷器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金银之物”当然会同外国的稀罕之物“欧洲窗帘”一样被珍视,但是粗劣的本国产品,像“依兹尼克大水罐、康亚陶杯和黄铜碗”之类,不禁使这个让人充满期待,以为会发现真正的东方奇观的清单黯然失色。这一问题的答案也许可以从语义学领域去寻找,因为,毫无疑问的是,疑惑来自于十六世纪的土耳其和当代西方对“国库”一词的理解。关于“容器”的含意,在土耳其文献中出现两个不同的单词,但是也似乎没有理由对它们进行不同的翻译。而且,这些容器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因此也不可能说明其确切的含意。

然后,约十年之后,出现了另一份文献。这是第一份也是唯一的一份能够揭示瓷器来源的文献。记载的日期是伊斯兰纪年920年即公元1514年,文献记录了塞利姆一世(绰号“格里姆”)击败波斯王沙·伊斯迈尔(Shah Isma’il )后带回来的战利品。列举的瓷器多达62件:

大小中国器皿:35

大盘10件(其中白色2件,青瓷4件及彩瓷4件)

小盘17件(其中白色4件,彩瓷13件)

 

很明显,在阿巴斯大帝在阿德比尔城建造的著名瓷器室(Çini-hane)的近一个世纪之前,伊朗高原的贵族们早已收藏了这些来自遥远中国的精美、神秘的瓷器;而这些来自大不里士的沙·伊斯玛仪的黑希特·倍黑希特宫(Hesht Behesht Palace)的62件瓷器一定是其中的佼佼者了。其中提到的品种有白瓷、青瓷和彩瓷。前两种器皿易于辨识,因为今天还能在阿德比尔的藏品里和伊斯坦布尔发现白瓷和青瓷;但是,“彩瓷”也许指的是青花色,或者至少包括青花色,因为对青花瓷的辨识没有加以说明,而且当时釉上彩瓷器虽然出现在藏品中但为数不多。

这一时期后,瓷器在清单中出现较少,实际上,在其后的一百五十年的文献中,似乎根本没有提及瓷器。但是,十六世纪见证了土耳其帝国的最强盛的时期,有理由相信瓷器还是源源不断地运往首都,而且数量越来越多。15161517年间,亦即塞利姆取得大不里士城的胜利后,塞利姆又征服了埃及,几个月之中,占领了阿勒颇、大马士革和开罗。这些战役的笼统的记述仅仅提到了大量的战利品落入了土耳其人手中;但是,如果给出细节,对这些战利品的来源进行仔细的调查,将会是非常有益,因为大家还记得早在公元1170年,四十件中国青瓷器已从埃及运往大马士革的事件曾被写进历史,而且,还记载着始于七世纪阿拉伯的商人就忙着把中国的瓷器销往整个阿拉伯世界。

也正是在塞利姆一世(1512-1520)统治期间,一位穆斯林商人在伊斯坦布尔定居下来,开始了他的游历和著书立说。这位商人与他的同伴刚刚从中国回来,并且他曾被允许在北京居住一段时间。他把他的游记冠名为Khitai Nameh, 共有二十章,于纪年922即公元1516年完成,游记记录了他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在最后的一篇摘记中,他谦卑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世人才知道他叫萨伊德·阿里·艾克拜尔(Sayyid ‘Ali Ekber);而且,很显然,由于他的游历,他还获得别名“契丹”(Khitai)。【注11:早在1883年,Charles Schefer把这部极其有趣作品中的三个章节译成了法文(参考书目45),但其后这部作品似乎被人们冷落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Paul Kahle 教授对作品进行了专门研究(参考书目27),其间他声称他已完成了作品的全部翻译。这部译作似乎没有出版,尽管该作者在另三篇论文中引用了译文(参考书目252628)。】据传,他带回了两个瓷碗,上面饰有阿拉伯文字,这是正德年间(15061521)中国皇帝武宗送给苏丹的礼物。【注12.本人在伊斯坦布尔口头获得此信息,未能考证文献记录。】这样的器皿并不让今天的世人感到惊讶。这些瓷器和那些数量不菲的刻有阿拉伯文字的明朝的青铜器早已让人们注意到另一个事实:即伊斯兰教在明朝时的中国存在着广泛的影响。萨伊德·阿里·艾克拜尔的叙述不但证实这一事实而且实际上是研究这一问题的第一手史料之一。他以其亲身经历描写了当时中国的官员生活,一些野心勃勃的穆斯林太监,飞扬跋扈,长期操纵宫廷生活和品味,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对正德时期出现的一些品质超群的伊斯兰风格青花瓷的理解。【注13. 此处,不能不提到Ali Ekber所谓正德年间在位的中国皇帝自己也皈依了伊斯兰教令人吃惊的说法。虽然,据了解这位皇帝是个性格乖戾,反复无常的年轻人(十五岁时当上皇帝,卒于31岁), 但是,考虑到中国皇帝的起居生活都是在密不透风、无法撼动的习俗陈规中度过,如此重大的信仰事件的发生似乎根本不可能。此外的一个很大可能是,这位皇帝身居官场和儒教的庞大体系中,他皈依伊斯兰教,如果确有其事,也将不会被公布于众,更不会载入史册。这一时期的年鉴(《明史》,16)没有相关记录,如果后来的历史学家竟能容忍这一史实隐藏于史册,确实难以让人置信(参考《明实录》)。这篇作品及相关的文献须进一步研究。综合各种可能性,对于这一问题,我认为有待进一步探讨研究,尽管我倾向于Laufer(参考书目32135页)和Kahle(参考书目27101页)的观点,他们在这一点上,对Sayyid ‘Ali Ekber的诚实表示怀疑。当时,每个到东方的穆斯林教徒都希望能记录他的见闻经历;而且,教徒提供证明自己在不信教的人群中传播伊斯兰教的证据越多,就越能博得君主的喜爱,得到的奖赏也就越多,这也是顺理成章的情况。大量的证据证明,正德年间穆斯林教徒很受朝廷恩惠(参考书目39,注释),Sayyid 从这些人中搜罗些消息,也就不足为怪了。他本来就有激情,再加上在北京所见所闻的刺激,他的笔难免就会插上翅膀,时而把他的叙述带出了事实的严谨边缘。】

 

塞利姆死后,他儿子苏莱曼一世(Süleyman I)继承王位,土耳其人称之为“立法者”(the Lawgiver, 而在西方他却以“华贵者”(the Magnificent)而著称。这位堂皇的君主身边所用之物,皆精美极致,美奂美仑,因此,中国的瓷器成为他宫廷收集的礼物,也丝毫不让人奇怪了。【注13a. 应该提起的是,在苏莱曼(Süleyman)的漫长的执政中,分别于1534年、1548年和1553年,向波斯发动了不下三次的军事出征;前两次的军事出征中,他的军队曾一度占领大不里士,其中的一次占领长逾一年。尽管我们没有详细的史料记录,但仍不难相信由于战争的缘由,另有瓷器落入土耳其人的手中并被运到君士坦丁堡。】事实上,苏莱曼在餐桌上使用瓷器,已为人所知。因为一位意大利游客在他的土耳其帝国首都的游记中记录下了这一幕。【注14:参考书目36,页码99132。】下面是其中的几段:“这间私人厨房里,每个厨师都有自己的灶,旁边用煤生火,这样闻起来就没有烟火味。每个厨师用一个瓷盘盛菜,交给专人品尝”。同时,“当这位伟大的土耳其人用餐时间来临时,这座私人厨房里的年轻人就在篮子里设出两层分别放置苏丹面包和众多的银质容器,银器里斟满了土耳其饮品,就是冰镇薄荷酒、捣碎的糖块以及混有乳香的其他液体……许多小瓷盘中盛着名目更多的调味品,都是由薄荷、紫罗兰和其它香草制成的,还有用糖按照他们的方式做成的果品;他们把这些东西送到国王想要就餐的房间,交给太监们,由他们来掌管。然后,品尝食物的侍长来到厨房,手中持杖,那些尝食者们早已准备好要端菜了。每人端着一个用来盛食物的具有银制罩子的大瓷盘;每人还带着个大木头汤勺,厨师就是用这种汤勺供上所有的食物。接着,他们随同侍长来到苏丹用餐的房间。在这里,这位伟大的土耳其人盘腿坐在地毯上,三位年轻人在地板上铺上一块长长的台布,然后在苏丹的膝盖上铺上一块薄的台布。”

为了储藏这些餐具,建筑师希那(Sinan)为他的主人建造了瓷器室(Çini-hane),作为皇宫厨房的一部分;众多的瓷器曾经就是储存在那儿及皇家粮食补给处的糖食部。 1574年,塞利姆的继任者穆拉德三世(Murad Ⅲ)在位时,一场大火吞噬了厨房,大量的瓷器被毁。【注15Tārīkh Atā, 第一卷,43页及2231页。Tārīkh Atā和以下注16条、注18条未列入参考书目,因为它们摘自于在伊斯坦布尔的谈话,无法获取其版本、时期等进一步信息。】损失的程度很难以数字来衡量,但是根据记载,那些损失的器皿被更换了。据此,人们可以猜想十六世纪的大部分器皿都是在这时进入收藏之列的。另一方面,在皇宫现存的早期精美的瓷器,说明那场灾难也绝不是毁灭性的。

尽管瓷器在皇宫的某些地方似乎成为了平常的用度之物,就像这些信息所显示的那样,然而十七世纪的文献表明瓷器仍是备受尊崇的商品。例如,16001650年的一段历史记录提到国库里放了个盒子,盒中装了两个小瓷杯【注16Seyahat NameVoyages d’Evliya Celebi,第一卷,228页】,还有伊斯兰纪年1092即公元1681年的入库明细上列出了大量藏品,一部分存放在厨房,还有一部分存放在国库里。【注17:参考书目12,页码18。】此外,另一份历史记录,时间是伊斯兰纪年1102即公元1690年,讲述了克里米亚可汗派来的乌兹别克大使给苏莱曼二世带来了礼物,其中就有两个中国的瓷碗。【注18Silāhar Tārīkhi, 第二卷,562页】这些只是此类许许多多的无足轻重的条目中的几个例子而已,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多少细节,至多也只是使用一些像“两只白碗”或者“一只黄碗”这样的语句。这些档案记录的介绍最后将由两条十八世纪的参考信息而结束,而它们的意义也不可低估。在伊斯兰纪年1145即公元1732【注19:伊斯坦布尔口头提供的信息,无法获得文献参考】, 据报道, 一百二十八件中国瓷器从伊斯坦布尔的Ümmü Gülsün王宫运到了皇宫国库。其清单包括如下物件:

黄杯:二十八件

瓷杯:十四件

饰有宝石的杯子:两件

瓷碟:七件

 

随着十八世纪即将结束,伊斯兰纪年11761207即公元17621792年间,一份数目庞大的入库清单出现了。这就是王宫目录中的2175号档案, 它显示了这些年间王宫藏有10,000套瓷器,因而也为收藏形成的最终日期基本画上了一个句号。同样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份庞大的清单上缺少细节的记录,我们能够获悉的只是这些器皿有大的、中的、小的,或者饰有鲜花、动物图案或其他样式。

在阿卜杜勒·迈吉德(AbdülMecid)时代(18391861),王宫各处的所有瓷器都放置于珍宝室(Treasure Room)。第一次对外展览是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18761909)在位时,即1909年四月革命前,当时,较少的一部分藏品在国库的展览厅展示。1910年,时任伊斯坦布尔博物馆的馆长的哈利·爱德赫姆先生(Bey Halil Edhem)邀请德累斯顿的约翰纽姆(Johanneum)收藏馆馆长厄恩斯特·齐默尔曼(Ernst Zimmermann)教授对珍宝室的所有瓷器和存放在文物博物馆(Museum of Antiquities)的瓷器进行鉴定。阿卜杜勒·哈米德建造了伊尔迪兹凉阁(Yildiz Kiosk)后,搬了一些瓷器去装饰,后来他被推翻并遭到流放,这些瓷器就存放在了文物博物馆。当时的局势并不能让齐默尔曼教授完成他的工作。1912年巴尔干战争(Balkan war)后,这些瓷器被放置在两个大房间里,并且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委员会,为瓷器制作临时的安放装置,置于舍佛哩(Seferli,军事出征期间伺候苏丹王宫的侍从们)们的寓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哈利欧拜伊(Halil Bey, 时任托布卡普宫博物馆(Topkapu Sarayi Müzesi)馆长,分别于1925年和1927年再次邀请齐默尔曼继续他的工作;当完成对瓷器分门别类工作之后,这些安放瓷器的装置完工了,如齐默尔曼的目录图版12所示。

二战时,出于安全的考虑,博物馆的藏品都被转移。当藏品重新搬回时,决定进行重新摆放。在塔赫森拜伊(Tahsin Bey)的领导下,藏品被进行仔细的鉴定,数量不少的仿制品被清除,一批精美绝伦、最富代表性的瓷器展露出来。结果,大约百分之五十的瓷器存放在了王宫的地窖里,而其余的瓷器重新摆放在老地方,即毗邻二号宫殿东南角的原王宫的厨房里。

 

藏品范围

这批完整的瓷器藏品,数量约为一万件,尽管没有囊括瓷器器皿的全貌,却是包括了其中的许多类别。藏品中近八千件源自中国,其中也有一些来自日本的。伊斯塔布尔和附近的伊尔迪兹宫(Yildiz Palace)制造的土耳其陶瓷摆放在毗邻陈列室,一同摆放的还有来自意大利、葡萄牙和俄罗斯的陶瓷;后者和那些代尔夫特、迈森、塞夫勒及维也纳的陶瓷大多是十九世纪欧洲君主送给土耳其宫廷的礼物。

来自中国的器皿可以很轻而易举地分成三大类:1)青瓷;2)其他类别的明朝瓷;3)清朝瓷。青瓷的数目约为一千三百件,其中某些可能为宋瓷,例如,有些制作得极薄的瓷碗和一些莲花型深碗都不带有后期瓷器的呆板工艺。正如同上面说明的那样【注20:参看13页。】,只要浏览一下藏品或齐默尔曼的图版,就会清楚地发现这些器皿的很大部分是元、明时期的产品,但从历史角度看,仍有理由相信其中的一些瓷器可以追溯到宋代。这就是那些又大又重的大肚花瓶和盘碟,其中的不乏壮观可赏者。大维德的藏品(David Collection)中颇有代表性的就是数目不菲的体态魁梧的大花瓶,瓶颈修长,瓶口呈喇叭状,这些藏品可追溯到公元1327年,其中的许多被认为产于十四世纪,也不足为奇。【注21:参考书目15,图版5156一些花瓶将图案周围的地削去,让花型图案显示出浮雕一般的感觉;其它花瓶也有同样的装饰,却是将图案贴敷在瓶体的表面。【注22:有人提出,这种切去表面,以浮雕法来表现花草卷曲的装饰方法,如大维德(David)的花瓶上的,出现得更早(比如元朝);并且认为在花瓶表面贴敷浮雕装饰的属于明朝。但其所提供的例证似乎不足以成为这样空泛归纳的依据。】而两种瓶的瓶底制作方法却是如出一辙。制坯时,花瓶似乎并未制底,而是在准备烘烤时,用大于瓶底孔径的厚碟一块,上釉后置于瓶底,两者一同烘烤,坚固融合。这种技术常适用于制作此类大青瓷花瓶。大盘和碗有两种标准底部类型:一种是器外底完全上釉,而平坦的器内底却有一大圈未上釉的露胎,这一圈有时宽至一英寸,烘烤时,或成红褐色;另一类型则是器底足未上釉,而内底则全部上釉,且内地中央呈凹形。有些花瓶饰有各种图案,或做成浮雕般贴花,贴花部分或留深铁红色的本色胎土,与青瓷的灰绿色相映成趣。这些图案内容包括花草、游鱼、云龙。饰有龙图者,边缘配有等距间隔的露胎贴花玫瑰花纹。【注23: 参考书目56,图版19并把边沿的处理方法同本文图版14a展示的青花瓷盘碟的边沿处理进行比较。】其它类皆有相同的釉下浮雕状的图案。从釉下刻划、模印的图案经典样式中能看到设计的多样性;其中有些模仿了十五世纪青花瓷的式样和装饰,似乎表明他们是明早期的产物。【注24:特别是参考书目56之图版10-14,阿德比尔(Ardebil)藏品中也有相似的青花瓷。齐默尔曼(Zimmermann)的藏品图版6显示的青瓷大口水罐在十五世纪早期的青花瓷中也有类似的纹样出现过。】

有一两个青瓷底部釉上刻有一个土耳其人的名字:斯拉哈达·阿里·帕萨(Silahdar ‘Ali Pasa,因此,也就记录下曾经拥有这件青瓷的一位十九世纪将军的名字,后来该将军把它们贡奉给了君主;这些瓷器也有可能是来自他这一阶层或者以其它的方式进入王宫的。【注25:此处提到这些瓷器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固有的优点,而是因为,正如将在阿德比尔(Ardebil)的藏品中看到的一样,许多瓷器的胎或釉上刻有姓名,而这位十九世纪的将军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以前只能依靠猜测辨别的历史悠久的有名例证。】

第二类瓷器被笼统地列在 “其它类别的明朝瓷器”标题下,数量约达2600件,而且毫无疑问,是所有瓷器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此类中,青花瓷显然是最多的。那些可以归于十四世纪的瓷器, 将成为本次研究的课题,在下边详细讨论。十五和十六世纪瓷器的完美代表,不仅有欧洲和美洲的藏品中的常见类型,显然还有不为西方所知的许多类型。这些瓷器有些可以归入一些人们熟悉的类别,它们在形式或图案性质上变化甚微,例如,一只优雅的细颈瓶,瓶身绘有蒙古人在大地上舞蹈,饰有康乃馨(中国的石竹花)。若是看其照片【注26:参考书目56,图版3637;及34,编号14961505。】,颇难让人信其系真品,但若置手中细鉴,则疑云顿失。这应该是十五世纪上半叶的产物。另一方面,还有一些瓷器不易归类,这就凸显出一个重要的问题。

近东地区收藏的青花瓷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瓷器上没有发现真正的明朝早期年号。洪武和永乐瓷极其罕见,此期大多瓷器颇让人疑惑其真伪,因此这时期的瓷器难觅踪影,也不足为怪。虽然不可能对每件展品逐一鉴别,但从整体上看,标有早于嘉靖年代的瓷器仍是罕见。只在十六世纪后期为数不多的瓷器上发现了宣德年号,一件刻有阿拉伯文字的颇为典型的瓷碗上标有珍贵的正德年号。【注27  参考书目56,图版52b。】嘉靖年代的瓷器众多,包括七十件有年号的器皿;而万历年代的瓷器则是十六世纪末期瓷器的标准样式,尽管这一时期的瓷器数量并不出众,只有少量的带有年号。其中明朝末年的青花瓷是不可多得的珍品【注28:参考书目:56,图版6061a。 本条关于明朝后期瓷器款识出现频率的信息来自齐默尔曼(Zimmermann)。由于时间原因,无法仔细研究后期的瓷器,但是简单地浏览下本部分的藏品,在瓷器数量和款识出现方面,似乎印证了他的说法】,同时还有一大类纹饰满密的既薄又脆的瓷器。这些瓷器曾在十七世纪大量涌入欧洲,当时被荷兰人称之为“克拉克瓷”。在对青花瓷的收藏范围简介结束前,同样惹人注目的还有十五件左右的罐,它们装饰粗犷,肩上缀有四个环形小系,此种样式曾出口到菲律宾。【注29:参考书目:1,注释。】所有这些瓷器的底部都粘有粗砂砾,而这正是某些浅碗的特征,它们又大又沉,碗身狂放花哨,俗称汕头瓷。【注30:参考书目:4326页。】

明朝的瓷器除了青瓷和青花瓷,还包括为数众多的白瓷,这些瓷器始于十五世纪早期,分属于各个时期。有些朴素异常,不着雕饰;有些釉面下饰有刻花图案;有些有釉下印花图案。最不寻常的是,在这些无图案的瓷器釉面上,刻满了阿拉伯文字,字迹细小,如同给整个瓷碗饰上了花边一般。【注31:参看:Hobson所著——参考书目16之图版5a, 此图展示了一只白瓷碗,刻有图案及“大明宣德年造”的字样。这类白瓷精品可以参看齐默尔曼(Zimmermann)图版2的前景所示的展示柜中的瓷器。上面的大碗通常被认为是十五世纪初期的造型,展示柜中的大口水罐和其它的瓷器亦是如此。】彩瓷中,一些黄瓷盘和碗,如同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带有弘治和正德的年号;少量的瓷器着有五彩,当中有一件黄、绿、茄紫相间的精美瓷碗,带有成化年号。【注32: Hobson所著:参考书目16,图版7上文所提及的汕头瓷,还有一种典型的类别:有些数目可观,形状相似的盘碟,着浓厚的咖啡及褐色地釉,其上绘制白色和青色相间的图案;这些瓷器弯曲的边沿饰有样式固定的花样图案,中间则是飞龙在云雾中盘旋。最壮观的是那些镶嵌黄金和宝石的瓷器,约有两百多件,有盘、碗和小杯,分为白瓷、青花瓷、五彩瓷以至青瓷。这些黄金和宝石是在何处镶嵌的,依然无所得知,但瓷器大都是十六世纪的式样,因此,认为镶嵌是同一时期进行的似乎也很有可能。【注33:对于这些作品的产地人们几乎是一无所知。有人曾提到过伊朗和印度,而博物馆的员工说有些是在土耳其本土制作的,但是找不到任何真实的资料来证明。如果是在伊朗制造的,奇怪的是当地却没有留下任何瓷器,但在阿德比尔(Ardebil)藏品中,伊斯法罕(译按:伊朗城市)的齐黑尔素图(Chihil Sutun, 马什哈德(译按:伊朗东北部城市即麦什德)的阿斯坦阔德斯博物馆(Astan Qods Museum),以及谷里斯坦王宫(Gulistan Palace)的后期瓷器中,本人都未发现。(来自阿德比尔一对白色永乐瓷碗碗沿有无图案的黄金条饰,但做工粗糙,不在本文讨论的瓷器之列)认为产于印度的说法很有意思,有必要深入研究。齐黑尔素图(Chihil Sutun)有一只弘治年代的瓷碗,白色,无图案,精巧,有字“Shah Johan Shah Akbar”,堪称此类中的佼佼者。】

清朝瓷器在藏品中占据了极大的数量,藏品虽然未能全面涵盖各朝,却是很好地体现了康熙、雍正和乾隆这三个伟大时期的优秀瓷器。大量出现的青花瓷中,有一些引起了异常的关注,是因为这些瓷器,即使称不上是完全复制明朝早期的著名的样式和图案,至少也算是对其极为逼真的模仿。在彩瓷中,有数量不菲的绿地五彩和胭脂地五彩的瓷器,有些造型奇异,是西方藏品中难得一见之物。在西方却备受推崇的单色釉瓷器在这里却难觅踪影,或许是因为不能迎合土耳其人的品味,或许因为直到十八世纪末此类清代单色釉中国才开始向国外输出。另一方面,某些瓷器一定是由于土耳其宫廷的定购才供给的,因此在别处难得一见。一些青花瓷小碗特意地用深色蓝料彩在釉面上书写土耳其铭文。一套餐具用大面积的深蓝装饰,中间是留白大勋章,边上镶着条纹;蓝色部分牢牢地覆盖着金制的星辰和月牙,瓷器的底部和盖缘装饰五彩花卉,而其余的白色部分写满阿拉伯文的《可兰经》文。【注34:参考书目:56,图版80。】本篇简短的概要只能部分地介绍这批宏大的藏品的范围。而对于陶瓷研究者来说,这批藏品一直让他们惊叹不已,而且可能藏着作为贸易物品的陶瓷的生产历史及其一些重要的未解之谜,这些将需要更多的人去研究。本研究的目的是研究陶器领域的一部分,虽只能堪称冰山一角,但希望能唤起人们对默默无闻的青花瓷的关注,并致力于对其在中国陶瓷史上地位进行恰当的定位。  

 

早期的青花瓷

 

随着对明朝瓷器熟悉程度的加深,瓷器的造型和胎釉质地的某些特征也开始彰显出来,而画师的专有纹饰及其运用也形成一贯的作风,这样,“老朋友”相识变得简单而迅速。然而,必须要补充的是,这种状况并不是万无一失的,一件后期的仿制品甚至一件平常的赝品总能时而不时地逃过最敏锐的眼睛;但总体而言,一件这样或那样的瓷碗或者花瓶,一瞥之下,还是能够轻松断定它是十五世纪还是十六世纪的物件,而事实情况也确实如此。同样,对某一个世纪的瓷器也可以进行大致的划分,因而一双老练的眼睛会辨识出一件瓷器是归属于世纪初还是世纪末,也能把任何类别中的一件瓷器归类到几个时期中的某一个阶段。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我们对地方窑和出口瓷产地的了解还存在着许多空白,这意味着“年代不确定”的瓷器依然是个庞大的类别。但是,对于御用瓷器和其它质地优良的瓷器,人们倒可以期望更加精确的鉴定。而这种不可言状的意识在考查托布卡普宫早期的青花瓷时已被唤起。在那里,有些瓷器人们早已熟知,因为在欧洲和美洲也有相似的,所以很轻松地进行了归类;而此外,还有一些类别让人们无所适从:十五世纪的标准范畴里没有它们的位置;而把它们归于十六世纪或更晚时期的瓷器,又显得更不恰当。然而,它们在本组瓷器中却又显得是那么的一脉相承。

除了下面将要详细讨论的纹饰之外,这些瓷器的器型特征也使它们与众不同、独属另类,而且如果它们未做任何装饰,那么它们的独特之处会更明显。从整体而言,这些瓷器体态庞大、质量沉重,充盈着一种雄浑的气势,绝然不同于十六世纪大小相仿、重量一般的瓷器。这些瓷器虽然做工细致巧妙,却不纤弱或如人们常说的高雅时髦之气。底部皆未着釉,显露出的胎土触摸起来似乎没有十五世纪早期的珍品光滑。然而,它通体洁白无瑕,丝毫不逊色于永乐和宣德年的高超绝伦的瓷器。同样惹人注目的是散布瓷器表面微小裂纹,这些裂纹可能是冷却或烤干时,瓷体收缩裂开所致;在上釉和未上釉的瓷器表面都有这种情况。【注35:图版37a38b中可见此种裂纹。瓷器表面的纹理的问题,有时被视作瓷质的表征,这方面的似乎研究不够深入。当然在实践中,瓷器中能够进行质地研究的唯一部分是足端或未上釉的底部(如果有的话);而且,这些方面的精致和粗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陶工制作成品的方式。要想对胎体的真正纹理进行切实的了解,只能观察干净、整洁的断裂处,这意味着,除非出现意外,否则对瓷器的胎体的研究是无法进行的。就像一项简单的实验揭示的那样,企图通过在边沿锉出个小凹槽或在底部钻出个浅眼的方法,来获得胎土的原始样本,也只能适得其反,无法成功。挫或钻将会打磨瓷器的表面,因而破坏了其原本的结构,以致无法辨识真正的面目。这种方法对于获取胎土的原色比较有用处,胎土有一层铁红的表面,或由于自然或者人工的原因,而发生褪色。但即使如此,依然要小心翼翼,务必认识到所使用的工具上的金属能够造成陶瓷变色并不是耸人听闻的。】本色底部上的微红色调引起了人们对胎土的含铁性的关注,同时,色调的明显变化也很显而易见;有些瓷器色调看起来好像被磨去了一部分。【注36:也许是陶土净化的程度差别巨大,或者土壤的铁含量出现较大的局部差异。有些盘碟似乎天然就呈微红色,而其它的一些看起来仿佛烤制前已经在底部涂了某种含铁的敷料,来特意增加效果。在一些瓷器的底部,铁并没有使表面变红却在白色或黄白色的胎土上显出了黑色的斑点。十五世纪时,用某种磨料把无釉底部的部分或全部的微红色研磨掉,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在这些较早的瓷器上,这种做法可能已经使用。】瓷器底足的处理方法各不相同,但无论高低,都对底足进行了认真的构思和极其巧妙的处理。盘碟的特征就是的足端与圈足的内墙间棱角清晰,如图版1617所示;但在有些瓷器中,这种棱角变成了一条曲线(参看:图版38b), 很显然,这两种形式当时使用得相当频繁。【注37:没有证据表明这一要素同单件瓷器的年代有任何关联。】瓷碗的底足高大、厚重、结实,而有些似乎是分开制作的,即在瓷碗制坯后再加上去的。花瓶品种繁多。一般说来,足墙低矮、宽阔而品质大不相同;有时,底边切割整齐利落,边缘锋利;有时底边圆润;有时足墙过于低矮,切割粗糙,几乎难以辨识其为真正的足墙。

与器型和胎质相比,这些瓷器使用青花的方式则更引人注目。只要看一眼图版,就会发现有一类瓷器,它们全部或部分的设计手法是:在背景涂上单一的青色,同时让图案仅限在白色上。这种手法的运用使得这些瓷器成为所有青花瓷中最蔚为壮观部分,而且很明显这种手法仅在十五和十六世纪的明朝时极少地使用过。【注38:与此例外的是费城展览中出现的两个瓷碗(参考书目33,编号53108)。前者系宣德年代的瓷器,现藏于佛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编号54.4。】除这一类瓷器外,常规的白地蓝花装饰中,青色以较大的团块状出现,仿佛是用了一把又宽阔又灵活的毛笔,以更加粗犷地手法,把钴类颜料涂了上去似的;结果是颜色艳丽,与惯常的瓷器装饰法相比较,更具美术风格。色调上,青色在各个瓷器上显示出一些正常的变化,有时显现出一块浅灰的区域;在钴类颜料涂重处,间或现出一些淡黑的斑点。整体而言,也许是由于大块青色调的使用,并运用了类似洗染的手法,使得此青色比十五世纪早期的青色显得更加浓艳生动。(青花发色)常常被人们当作(时代)特性的表现,必须承认,这一问题很难把握,有时与事实难以相符。熟练的陶瓷工匠会提醒我们这种观察角度的缺点,他会说同一次烧制出来的瓷器,即使使用了同一批氧化钴,其结果都有很大的不同,诸如空气条件、热度不均,空气流通的方向和速度以及随之发生的烟雾偏离,所有这些都会对陶瓷工匠的最完美的设计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这些理由似乎很充分,却不足以让我们完全放弃对青花着色的考虑。很多瓷器在烧窑事故后被保留了下来,大多数瓷器看起来都有很明显的窑病。于是这样的情景任何一人都可以碰见:青花发色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效果,但是其它品质上的特征是那么的地明显,即使把这件瓷器不当成青花瓷而是当成白瓷来看待。也可以毫不勉强的将它归类。但是暂且把这些意外事例搁到一边吧,考察成百上千件的明朝青花瓷不能不给人一种印象,某些色调和深浅不同的青色常常是某些时期的典型特征。这一点认识应该好好利用,因为任何细微的证据都不能够丢弃,除非直到我们完全确定它已经无论如何都没有意义了。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这一组特殊瓷器的青花才被纳入考虑的要素中。

器型问题在此也值得一提。这一组中,器型范围不是很广泛,有些平时熟悉的类型并未见到,而下面将要介绍的类型在后期生产的瓷器中却难觅踪影。登记入册的瓷器中,一大部分都是又大又深的盘子或碟子,从弯度颇大的边沿的顶端延伸下来,底部呈水平状,直径约十六至十八英寸,深达三英寸左右。那些圆口的瓷器和那些花口的瓷器,底边呈水平状,分配均等,而后者有的外壁随口沿凹凸,浮雕感非常突出。接下来最常见的是花瓶,有梅瓶和罐两种器型,二者数目相当;而且,至少有一处造型的改变颇为醒目,即花瓶融合了梅瓶的宽口和罐的直唇(如图版26所示)。一些花瓶造型古怪,截面呈长方形,瓶肩圆润,上缀四只圆环(如图版25所示);其中最漂亮的是三只葫芦形的花瓶,体态魁梧,高约两英尺(如图版3335所示)。所有这些瓷瓶表现了形式和比例的优雅,在可供涂绘设计的方寸局促之地,却突显自由流畅之气和娴熟巧妙的技法,而十六世纪制作和装饰器型矮胖、图案呆板花瓶的后世陶瓷工匠只能是望而兴叹。这一组瓷器中也有碗,除了边角花哨的常见形式之外,有些碗沿稍向内曲,还有些碗唇外边现出一凹斜面,宽约八分之三到半英寸,有与众不同的神气。所有的瓷器体积巨大,直径从十一到十四英寸不等,深度从五到七英寸不等;底端修长,设计坚固,做工上乘。【注39:整组中最精美的瓷器之一是牛津所有的一只瓷碗,碗沿内曲,碗足高挺,状若茎干,有水平凹槽,底部花哨。参考书目:4。】尽管这些瓷碗很大,但如果同十五世纪的青花瓷比较,它们在体积上却还不能同通常认为是永乐年的一组著名瓷碗相提并论,永乐年的瓷碗做工简陋,直径十六英寸,高身低足,具有很多特性表明这种碗也许比中国传统上鉴定的年代久远(参考数目33之图版1416)。这组瓷器中完全未发现高脚杯、大口水罐及其它各式的瓷瓶,而这些在1400年代却是数量充裕。

需要强调的是,前面这些概括性的描述既适用于本文讨论的某些瓷器,也适用发现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其它藏品及从阿德比尔藏品(Ardebil Collection)中补充的瓷器,还适用于其它一些为数不多的瓷器。这些瓷器并不仅仅是十四世纪生产的所有青花瓷。如果认为这样的一个时期,生产的只有又大又重的瓷器,而别无它物,那显然是荒谬的。同时期的更小更精巧的瓷器当然也能发现。应该清楚的是,目前对厚重瓷器的分析是致力于为先前推测的瓷器样式提供某些支持。在下一章节涉及画工的纹饰时,还要提到这些小型瓷器。近东的两大藏品里未发现这些轻型瓷器,这一情况,在没有获得进一步证据前,应当被视为是一种意外。也许首先是因为这些瓷器易碎难以装运;或者,更有可能的是,这些瓷器虽然完好无损地运抵,却因太脆弱而未经受住此后几百年时光的洗礼。【注40: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瓷器中均未发现高脚杯。根据推测,可能航运过高脚杯,但是没能够保存下来,迪摩瑞德微型画(Timurid miniatures)中展示的托盘上的小碗和高脚杯,似乎也佐证了这种推测。参考书目:3,特别是图版8b10b。】在发现证据之前,这样的假设还是可信的。一些关于十四世纪的体积小分量轻的瓷器的零星例证,也有人发表【注41:费城目录(33)中的第1至第12栏对这些类型都有图解,除第10栏外,关于此栏可参看以下注释42。更完整的目录,请看附录Ⅰ。】,下面将探讨的话题中可能包括当时使用的大多数的主要纹饰,其中的某些部分显然更适用于近东发现的体积大、质量重的瓷盘和花瓶;而在别处使用这种纹饰,很有可能经过某些改变,以适合于形状更小、更精巧脆弱的瓷器。(待续)

 

补图 土耳其托布卡普宫博物馆藏元代青花瓷4

 

补图 土耳其托布卡普宫博物馆藏元代青花瓷5

 

补图 土耳其托布卡普宫博物馆藏元代青花瓷6

 

补图 土耳其托布卡普宫博物馆藏元代青花瓷7

 

补图 土耳其托布卡普宫博物馆藏元代青花瓷8

 

补图 土耳其托布卡普宫博物馆藏元代青花瓷9(器盖)

 

补图 土耳其托布卡普宫博物馆藏元代青花瓷10

 

补图 土耳其托布卡普宫博物馆藏元代青花瓷11

 

补图 土耳其托布卡普宫博物馆藏元代青花瓷12

 

 

 

5月21日  星期 日

  上海客加急图象送鉴瓷器两件:青瓷镂空衔环瓶、青瓷盘龙罐,均为现代赝品。

  湖南客图象送鉴一件青瓷执壶,现代赝品。

  上海客加急图象送鉴两件:青瓷荸荠瓶、回纹冲天耳青铜鼎,均为现代赝品。

 

5月22日  星期 一

  江西南昌客图象送鉴一件青花红绿彩鸟纹碗,万历青花现代加彩。

 

图556A 青花红绿彩鸟纹碗(万历青花现代加彩)

 

图556B 青花红绿彩鸟纹碗(万历青花现代加彩)

 

图556C 青花红绿彩鸟纹碗(万历青花现代加彩)

 

图556D 青花红绿彩鸟纹碗(万历青花现代加彩)

 

图556E 青花红绿彩鸟纹碗(万历青花现代加彩)

  此为出土万历青花碗,碗心的狮子纹是典型的万历民窑青花器纹饰,造型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画笔自然洒脱,胎、釉、底足也具明后期特征,可以说是一件“开门”之物。但釉上彩绘部分却有问题:首先是彩料和釉面的“旧感”不一致,有旧衣打新补丁的感觉;其次彩绘的用笔显得拘谨,线条疲软(可观察红花局部图),与青花部分的刚劲洒脱之笔触形成鲜明对比。其三是显示现代彩料特征,尤其是红彩部分,使用了现代劣质的化学红彩,颗粒粗而稀薄,覆盖不匀,呈色暗淡。这种色相亦为古代釉上彩所不见。

 

5月23日  星期

  安徽舒城客图象送鉴一件万历款青花龟驮辟邪灯,现代臆造品。

  重庆客加急图象送鉴铜镜四枚:七乳禽兽铭文铜镜,汉代;八乳博局镜,现代赝品; 四乳仙人镜,汉代;五山铜镜,现代赝品。

 

图557 四乳仙人镜(汉代)

 

5月24日  星期 三

  江苏南通客图象送鉴7件:雍正款黄釉青花盘、白釉刻花扁壶、青白瓷刻划花盒、青釉钵、青花瓷砚,均为现代赝品;青花瑞兽纹碗,清代雍正;牛角雕观音,民国。

 

5月25日  星期 四

 北京客加急图象送鉴两件:青花开光山水人物图盖罐,现代赝品;凤首镏金瓠形壶,元代。

  贵阳客图象送鉴3件:银釉浮雕人物图缸、青花红彩将军罐、白釉剔花橄榄瓶,均为现代赝品。

  天津客图象送鉴2件:黑釉碗、酱黄釉褐彩罐,均为现代赝品。

 

5月26日  星期 五

  澳门客加急图象送鉴玉器二件:玉鹰、玉带勾,均为现代赝品。

 

5月27日  星期 六

  新加坡客加急图象送鉴宣德款铜炉一个,民国。

 

5月28日  星期 日

  福建龙岩客加急图象送鉴三件:青花人物图罐,现代赝品;吴邦佐款双螭耳铜炉、红釉瓶,均为清代。

 

5月29日  星期 一

  辽宁大连客图象送鉴两件:竹雕恣蚊饱血图笔筒、树脂獬豸,均为现代仿古工艺品。

  北京客加急图象送鉴两件:青花缠枝莲纹梅瓶、青花人物纹长颈瓶,均为现代赝品。

  江苏南通客图象送鉴一件青花人物图观音瓶,现代赝品。

  绍兴客图象送鉴一件黑釉罐,明代建窑系产品。

  江西南昌客图象送鉴一件天青釉花口盘,现代赝品。

 

5月30日  星期

  香港客加急图象送鉴傅抱石山水图一轴,现代赝品。

 

5月31日  星期

  山东淄博客图象送鉴一件乾隆款冬青釉暗花像耳尊,现代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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