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 古 日 记

(五十二)

2007年

 

1月16日  星期二

  批评的学术规范

裴光辉

  大凡批评文章,不外“论事”与“评人”两个内容。写“论事”的批评文章,应就事论事。进而由事及人,亦无不可,中国自古以来,亦有臧否人物之风。但需掌握分寸,不可沦为人身攻击,若然,格调斯下矣。如何辨认学术品位低下的争鸣文章?有一诀窍:凡文章中出现人身攻击文字者,贬损他人人格者即是。如今这种文章和言论在文物鉴赏界俯拾皆是。这种所谓的“学术争鸣”,徒增口业,实无益于学术。施用此类文字者, 意在贬损他人,其实恰足以自贬。那么是否只能褒奖人物,甚至宁愿溜须拍马,而不欲评人之失,揭人之恶?是又沦为乡愿矣。 《格古日记》不乏评人之文字,但决无人身攻击之施。但抨击不良风气,评人之失,揭人之恶亦不敢让,盖此乃吾人社会责任之所系,“岂因祸福避驱之”?如批评界人人皆明哲保身,怕得罪人,那么学术进步乃至社会之文明进步将从何谈起?您说启大师一生未说别人一句不是,故能成“大师”之名,又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如兄所云,则鲁迅先生不得尊为大师矣。启功大师学问人品均令我敬佩,但“一生未说别人一句不是”却是其遗憾。您不劝我学大师的长处,却要我学其遗憾之处,是何道理也?海纳百川固然大,但也有藏污纳垢的遗憾。比海更大的是什么,人之心也。而人心岂可以藏污纳垢乎?故吾辈气象欲大于汪洋,即不可不激浊扬清矣……( 答书摘录)

 

1月17日  星期

  法兰西华裔林博士年方三十,第二代中国移民。修中国古典文学专业,能国语,字正腔圆;汉语写作亦甚可观,以好古欲来拜师。信中云:“先生《格古日记》我每期都反复诵读,早已成为我的必修课。……先生在日记中曾十分谦虚地表示不收弟子。但先生后来 受聘中国高校的客座教授,从理论上说,您不授徒的旧例早在受聘教授那刻起就破了。那么先生既能国内授徒,就不应拒受千里之外的学生?我并非要注册学籍那样的,只要先生认可,只想认名师,不必入名校。可以吗?”

  回复说:“确如你说,此不收弟子例在我接受聘书后已然不得不破,时恰有海外来学者,千里之外而来,又极其聪明颖慧,故不忍弃才,也曾一结师徒之缘。你提出的校外拜师类此, 此实属私谊。比一般的在校师生关系还密切,容我考虑,终有答复之时。”近日拜师函复多起来,自问又能授之何物?今后凡云拜师者,均当以真理是求,“慕名而来”,“名”是何物? 弃珠求椟,尤为不可也。

 

1月18日  星期

  赏界旧闻点评:

轰动京城的陶俑事件

   1993 年秋,正 值北京天高气爽,一位在博物馆工作的文物鉴定专家,利用闲暇之时来到京城著名的旧货市场。当他走到一位河南籍摊商的地摊前,突然眼前一亮,被摆放在地上的几件陶俑深深吸引住了。他将其逐一拿在手中仔细端详,看着那生动的造型,古朴的衣饰,斑驳的旧貌,心中暗暗断定,这些陶俑应当是北魏时期的作品,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在与河南籍摊商的进一步交谈中专家获悉,这些陶俑是在河南某地经济开发区的施工中出土的。据摊商讲,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还在河南老家呢。为了避免这批“珍贵文物 ”的流失,文物鉴定专家以每件数百元的价格全部买下,同时要求摊商将在河南老家存放的剩余部分,全部运抵北京。

  事后博物馆将此事上报国家有关单位并申请收购经费。国家有关单位对此事十分重视,由国家鉴定委员会的九位资深专家对这批“文物”进行集体会审。专家们凭着多年的鉴定经验一致认为,博物馆所做鉴定结论正确,应当立即拨款对这批“文物”进行抢救性收购,以免流失海外。于是上百万的收购资金从并不富裕的国家文化事业经费中划拨下来。与此同时,大批陶俑源源不断从千里之外的河南运抵京城。北京的数家文物单位听说此事后,纷纷抢购,于是乎从 1993 年末开始至 1994 年初的一段时期,在北京文物界掀起了一场陶俑收购热。

  事后,令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这一时期无论他们花多少钱买多少件,但类似的陶俑在旧货市场上总是层出不穷,尽管收购价格越压越低,“出土”数量却有增无减。据说,有关单位还因此对河南省相关部门提出批评,指责他们在建设经济开发区的过程中没有重视文物保护工作,致使大量出土文物外流。于是河南省政府责成公安部门对此事进行调查。调查结论是,北京各博物馆花重金收购的根本不是古代文物,而是洛阳市孟津县南石村几个农民制作的仿古工艺品,事已至此,那些相信自己“眼力”的专家们还是对调查结论不服。某国家博物馆馆长拍着胸脯对上级领导信誓旦旦地保证说:“ 如果这批陶俑是假的,我就不当这馆长了”。为慎重起见,国家文物局派出了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为首的三人小组,奔赴河南实地调查。调查结果与河南省政府的调查结论相同。事实十分清楚,是专家上了农民的“ 当 ”。

  谁该对此事负责呢?让农民负责?显然没有这种先例。国家博物馆在征集文物藏品时,其真假历来是专家说了算,卖主没有发言权。让专家负责?也显然不妥。如果追究专家集体责任,以后谁还敢为国家鉴定文物。让领导负责?更不现实 ,领导是根据专家建议才作出收购决定的。无论是文物部门的专家还是领导,都没有主观故意之过错。尽管此事让国家蒙受了巨额经济损失,但由于无法追究责任人的责任,所以也就不了了之。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到目前为止,国家对文物鉴定的程序、方法及相关技术都没有作过具体规定,只是凭专家的一句话就拍板定案。时至今日,也无人对此予以反省,那些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有关单位和专家每每谈及此事都讳莫至深。

震惊国际的假古董诈骗案

  就在京城“陶俑事件”发生前后,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发生了一起震惊海内外的假古董诈骗案。此案件牵扯到我国数位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和古陶瓷专家。此事还要从外籍华人 W 先生向国家献“ 宝”一事说起。

  1989 年 4 月的一天,一位家住东南亚马国的 W 先生来到国家文物局,声称遵奉年迈母亲的意愿,要将其父 辈“传” 给他的一只釉里红玉壶春瓶捐献给祖国。经故宫博物院古陶瓷鉴定专家 L 先生目鉴,断定该瓶为元代器物,属国家一级文物。为此,国家文物局向 W 先生颁发了奖状“嘉奖先生爱国豪举,并致感谢”。 W 先生拿到此状后如获至宝,声称家中还珍藏着元、明、清各朝代陶瓷文物精品二千余件,愿出重金聘请中国大陆专家前去马国的家中鉴定。在 W 先生的盛情邀请之下,包括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在内的数位专家学者纷纷前往。 W 先生借专家到访之机,在海内外的众多报刊媒体上大造舆论,于是乎,这位从未被业内人士知晓的海外“ 最大 ”的元、明古瓷收藏家就这样诞生了。据说,他珍藏的元、明古瓷被誉为世界之冠,有人估价 W 先生的藏品,应价值数十亿美元。另椐海外媒体报道,中国专家学者一行看后大表赞叹,并说:“中国陶瓷史应该要改写 ”。光是这些还不够,W先生又于 1992 年在北京成立了“世界华人 文物收藏家学会”,该学会共有会员 31 人,其中,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占半数以上, W 先生为会长。

  正当专家们在为东南亚之行津津乐道之时,由大洋彼岸传来惊人消息。据美联社报道, 1995 年 12 月底,美国旧金山地方法院判决 W 先生之长女和女婿有罪,因为他们把 45 件复制的明、清瓷器,以64万美圆的价格,卖给五个美国华人,但古瓷和鉴定书被纽约和旧金山的专家鉴定是假的。据了解,这批瓷器如果是真的,起码价值两千万美元。 W先生本人也因这宗交易被诉,美国要求马国依引渡协定,要他在第二年三月四日下判前应讯。在此期间,中国有关当局也收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信函,要求那些当年为W先生鉴定并出具鉴定证书的专家前往美国法院出庭作证。到这时,专家们才深深感到自己当初的鉴定结论太草率了。为了消除影响,平息事端,国家有关部门再派故宫博物院的古陶瓷鉴定专家L先生前往旧金山市,为控方供证。他当庭指出, W先生及其子女出售的45件明、清瓷器均为赝品。其后,美国政府以贩卖假古董论罪,判 W 先生坐牢一百零八年,并向全球发出引渡通缉令。

(来源:古玩世界网)

裴氏点评:这是两条涉及官方鉴定家走麦城的旧闻。 (其实这类早年的“鉴定事故”也远不止如上两件,如“八件康熙官窑花瓶”事件;“成化大罐”事件等等)。 这两个事件表明,官方鉴定家的职业“低能症”不是在今日才突发而为鉴赏界公众所诟病的,其实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有因力不从心而有辱国家重任的“鉴定事故”在此辈中发生,但大多被体制的遮羞布捂盖,而鲜为人知。时至今日,这样的“鉴定事故”已经 司空见惯而不“新奇”。如今比较“新奇”的是官方鉴定家和博物馆的文物征购人员“知假买假”。即内外勾结,动用巨额公帑“征购”赝品,而后分赃。由于官方鉴定家和博物馆的文物征购人员占有万恶的公有制赋予的文物鉴定话语权和不受监督的文物征购权,而且这两种本应分置的权力如今 又是同出一门,甚至集中于一二人(馆长/书记和征集部主任)手中,所以就为以权谋私大开方便之门。 因此,如果国家的博物馆体制不改革,这类事件只会越来越多。还必须提醒迷信“馆藏品”的文物爱好者和研究者,公立博物馆的馆藏品如果是最近二十年的征购品,其可信度是远不如“旧藏品”的 ,在拿它作为学习、研究的实物材料时,必须慎重,原则上宁缺勿取。

 

 

1月19日  星期五

  清代督窑官奏折选读(二十六)        内务府员外郎唐英奏折

 

 到任九江接管九江关务陶务奏折
 

乾隆十 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内务府员外郎管理九江关务奴才唐英谨奏:为恭报接管关务日期,并交待窑厂瓷务缘由,仰祈睿鉴事。

  窃奴才蒙恩命复行调任九江关注1,将粤海关税务交待清楚,于乾隆十七年正月十七日,自粤起程,业经恭折奏闻在案。兹奴才于三月初三日,已抵九江关新任,遂准前监督惠色将该关税务交奴才接受管理2,奴才即于是日接管任事。谨率同儿子寅保,照例秉公征收,悉心经理,以期课裕民安。其窑厂瓷务及动用钱粮数目,必须奴才眼同协造老格,照册逐项交盘收受。现在始得陆续交待清楚,奴才即赴厂料理烧造。合将奴才接管关务日期并交待窑厂瓷务缘由,一并恭折奏闻,叩谢天恩。

  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裴注:

  注1窃奴才蒙恩命复行调任九江关:乾隆十五年二月唐英以69岁高龄奉调粤海关( 其子寅保以庶常衔随任协助榷政)。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唐英奉命复调九江钞关,兼理陶务。乾隆十七年三月初三日:偕子寅保莅任九江。这期间离开江西二年。

  2遂准前监督惠色将该关税务交奴才接受管理:乾隆十五年三月九日:惠色接任九江关监督,兼管景德镇御窑厂。

 

1月20日  星期

  清代督窑官奏折选读(二十七)        内务府员外郎唐英奏折 

 

 为惠色乾隆十六年分九江关任内税课奏销折
 

乾隆十 七年九月十五日

  内务府员外郎管理九江关务奴才唐英谨奏:为奏销前任关税事。

  窃照九江关征收正、耗、盈余,例应按年具折奏报。兹奴才查乾隆十六年分,前监督惠色管理九江关任内,自乾隆十六年三月初九日起,连闰扣至乾隆十七年二月初八日止,一年期满。共征过、正、耗等银三十九万零二百四十二两二钱零,内剔除火耗银三万零一百六十六两九钱零。止就所收正银三十六万零七十五两三钱零,与乾隆十五年分所收正银三十五万一千四百八十三两三钱零按照比较,则十六年分计多收银八千五百九十二两零。即遵例与雍正十三年分比较,亦属有盈无绌。今除正额银一十七万二千三百八十一两三钱零,按季解部交收外,下存盈余并火耗银二十一万七千九百六十两九钱零。其盈余银内向例每年动支窑工银一万两,十六年分惠色兼管窑工任内,实止于盈余项下动支银七千两,另在窑工案内自行册报内务府核销。仍存盈余并火耗银二十一万零九百六十两九钱零。计九江关一年吏役工饭、部科饭银、添平、解费、心红等项杂费,以及解交藩库充公并惠色一年支用等费,皆取给于火耗银内,所有十六年分火耗银三万零一百六十六两九钱零;不敷各项支用。遵例于盈余银内动支二万三千四百五十一两七钱九分零,以为添补各费之用,另造清册送部核销。计净存盈余银一十五万七千三百四十二两二钱九分零,应与该年尾季额银一并委员解部。缘惠色奉命调任张家口,所有前项盈余并该年尾季额银及收支册档,移交奴才接收委解,代为奏销。今奴才业经申请抚臣遴员到关,分批解部,并照例恭疏具题讫。合将乾隆十六年分惠色管关一年期内移交征收正、耗、盈余及支销解部各数,并比较有盈无绌缘由,一并代为查明奏销。

  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查核施行。谨奏。

  朱批:该部核议,具奏。

  裴按:读唐英此奏,可间接得知惠色任内,税收也有成绩,并能节支。但其督造瓷器质量似乎有未惬上意之处——《行文》乾隆十六年六月十六日云:“員外郎白世秀,催总德魁来说太監胡世杰传旨:惠色所进洋彩瓶,壶,盖,盅,蜡阡等件烧的俱各平常,此系惠色不懂烧造磁器,有不用心,故致粗糙。著怡亲王等申饬。欽此。”这或许是唐英得以从粤关复调九江关兼理陶务的背景之一。

 

1月21日  星期日

  汉译中国古陶瓷学术名著(一)

 

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一组中国瓷器

(美)约翰·亚历山大·波普  

美国佛利尔艺术馆馆长助理

(附图版44幅)

裴光辉 译

  (续四)

动物类

如前所述,这一部分涉及的对象比植物类要少,而且物种辨识的精确程度更低。虽然,某只鸟是鹤、雉还是鸭,看似清楚异常,但若是请画家来细细研究,结果不是把问题弄得更清楚,而是让分类变得更模糊。举例说,用来装饰的一对鸭子一般习惯称为鸳鸯或稀翅,西文是Aix galericulata L.。 然而,不管想象力如何丰富,这些青花瓷上的动物实在很难被当成鸭子。本动物类中还包括中国神话中的三种神奇生物:麒麟、龙和凤凰。可以肯定的是,在装饰这些瓷器的画匠的心目中,它们就像他们描绘的其它野兽、飞鸟和虫鱼一样真实。

 

麒麟。表现这种传说中的动物的手法不一,在此对它们进行分类,或者利用中文文献进行任何的描述或界定,都是没有意义的。在十四世纪的青花瓷上,表现手法有两种:其一,略似雄狮,身有细鳞,有角;【注46.这种似狮的麒麟在本卷所图解的瓷器中未发现,但在阿德比尔藏品(Ardebil Collection)中的同时期的瓷器上发现了此类型,例如,29.40829.47529.523,29.552。后两个花瓶所展示的画面同以上的描述相反:即,似狮的有深色大鳞片,似鹿的有白色小麟片。另一个例证出现在暹罗(泰国的旧称)的一只花瓶上,但本卷图版40未能展示其景物。】另一种则身躯似鹿,体态优雅,长有白边青色大鳞片,更显矫健敏捷。它有似马一般的鬃和尾,头部有角。【注47.此种类型所能发现的唯一的另一个见于牛津东方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Eastern Art in Oxford)的一个瓷盘上(参考树木420)。 也可参看以上第46条注释;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富有特色的鳞片类型与同时期典型的龙身上发现的鳞片一模一样。】两种类型伴随有传统的火焰纹。〔图版7a.

鹤。Crane. 中文为鹤。这种白色大水鸟属鹤科(Gruidae),纹饰表现为在池塘莲花丛中涉水。它们在早期的瓷器中出现一段时间后,似乎从创作的素材中消失了,直到十六世纪的晚些时期才重新出现。这时更多地表现为在莲花丛中矗立或徘徊,或在上空翱翔,它们的轮廓的风格已形成定势,手法极其简洁,颇有魅力(参考书目56之图版4655)。〔本卷图版11

 

。这种神话中的动物,在中国艺术史和每种媒介中都富于象征性和装饰性。十四世纪的青花瓷的龙图案基本有两种类型。本卷图版2636中的花瓶,画法强劲雄浑,上面龙有四爪,腾空翱翔,下有恶浪滔滔,厚厚的背鳍,犹若旧式的伐木横锯的锯齿。龙身有大鳞,青色白边,用笔亦大胆;腹部有白鳞,条纹细致均匀,用笔精细。龙的关节巨大的肘部有类似草丛的毛须,同样引人注目,肘毛飘逸,意态优雅,用笔之法,同本卷图版832中的水景鳗草,如出一辙。龙爪细长弯曲,爪尖锋利。此时期龙的另一种类型简直可称得上是此种类型的白化变种,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则是其龙鳞呈白色、青边,形状与此种类型的龙相比之下小得多。要不然,两者气势非常相似,而图版30所示罐上的龙有四爪,图版2539a所示花瓶上的龙却只有三爪,这一差异倒显得似乎不是太重要。【注48.也可参看收藏于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的罐上的壮丽的龙图(参考书目33之图版47),图中龙有三爪;而堪萨斯市的一对梅瓶(参考书目33之图版48-49)上的龙有五爪;所有这三件瓷器都是宣德年间瓷器。】依靠“龙的风格”,探究瓷器的年代,到底能到什么程度,这一点现在还是不能确定。但是,目前的情况仅需要指出的是,此处所提及的两种类型的龙(总共6条)很相似,需要补充的是,只要把尖细的龙鼻稍稍提高,它们就会更相似。【注49. 此类的其他部分可见于剑桥麻省的理查德 B. 霍巴特(Richard B. Hobart of Cambridge, Mass)收藏的罐(参考书目33No.13),此罐部分受损,但不减其华丽之色;一只精美的瓷瓶(参考书目18,图300)上的龙和早期高脚杯上某些写生般的寥寥几笔的龙图,也当收于此列(参考书目33Nos.4-8)】细细研究会明显发现,这些龙图案同十五世纪的龙图案大不相同:十五世纪的龙,虽然也栩栩如生,却表现为鼻短、眼突,如同参考书目33Nos. 184347,4849657275所示。〔见本卷图版132526303639a

Duck, 中文为鸭。见于莲池图案,出现频繁,甚至多于仙鹤。虽然能够清楚地将其归属于鸭科(Anatidae),但是鸭的画法似乎藐视了鸟类学对鸭的精确界定。此处所展示的一只很有可能被视为斑头秋沙鸭(Mergellus albellus L.,中文名为鹀鴄)。但在两种图案中,看上去是一对鸭的配偶,事实上差别明显,物种难辨。当然,鸭的图案的出现绝对不仅仅限于这类早期的瓷器上,但是,另一方面,在十五和十六世纪的青花瓷上,鸭的图案似乎也不是很常见。这些时期的瓷器鸭图和早期其它类别的瓷器上鸭图的表现方法与众不同,颇富有典型。[见本卷图版4202739b]  (译按:上段论述的对象实际上是鸳鸯。)

。本组瓷器中,间或能看到这种鱼图案:以水草为背景,画大鱼一条,装饰于大盘中央,类似的鱼图案也见于罐上。尽管鱼的确切品种不能辨识,但是画法现实逼真,足以依稀识出鱼种。本卷图版8所示为一条海生的鲈鱼, 鮨科(Serranidae) Siniperca sp.属,中文名为鲈。而图版32所示为一条鲤鱼,鲤科(Cyprinidae),中文称为鲤。这种纹饰的后期演变形式可见于托布卡普宫藏品(T.K.S. No.1395)的另一只未公示的盘子以及参考书目54之图版72 。显然,这些图案都是以此处所展示的原型为基础而演变来的,但是细节处理和画法高低迥然分明、清晰可辨。而嘉靖年代的瓷器,以釉上彩绘大鱼,完全属另当别论了。[见本卷图版832]

。毫无矫饰的白马,没有马衣也没有骑手,取波涛为背景。这种图案似乎仅仅见于早期的瓷器上。中国人称它们为海马,尽管这与西方人所理解的海马(seahorse)毫不相干;它们也不是符合于汉语海豹这一词组所指的现代的科学的含意。这一图案的典型例证可参看本卷图版2930

昆虫。虽然某些昆虫如飞蛾、蝴蝶和蜻蜓以及其它更小的昆虫,常见于十八世纪的精致釉上彩瓷上,但是它们却罕见于青花瓷上,甚至在早期的瓷器上难觅其踪迹。为数不多的例外情况见于托布卡普宫(Topkapu Sarayi)(见本卷图版3334)的两只葫芦瓶上。前一瓶有一只捕食的螳螂,大刀螳(Tenodera sp.)属,中文称为螳螂,见于葡萄藤中;后一瓶上的螳螂动态有异,攫住飞蛾一只。同一只花瓶的另一块饰板上绘有一只蟋蟀,Gryllus sp.属,中文称为蟋蟀。此外还见于第三只同一类型的花瓶上,从被拍摄的一边看去,有另一只昆虫,可能属螽蟴科。【注50. 参考树木3119。此花瓶高66.6厘米(26 EQ \F(1,4) 英寸),为井上庄七先生收藏;据一张复制效果不是太理想的照片看,这是一件难得一见的精美瓷器。】[见本卷图版3334]

孔雀Pavo cristatus L.属, 中文名为孔雀。尽管在本卷插图的任何瓷器上未见到这种鸟,但是见于阿德比尔藏品(Ardebil Collection)。英国颇为闻名的例证则见于曾属奥斯卡·拉斐尔藏品(Oscar Raphael Collection)的一只花瓶上。[51No.90] 【注50a. 众所周知,嘉靖年代的罐状青花瓷广口瓶上,常使用孔雀和牡丹〔参看《陶说》第六章及Bushell 所著的《中国陶瓷》(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牛津出版社,1910,第145页〕。尽管此纹饰见于某些粗糙的出口瓷器上,其年代可追溯到十六世纪(参考书目31之图版64,且密歇根大学的菲律宾藏品(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hilippine Collection)中也有另外一些),但本人没有了解到有高质量的例证可以归于嘉靖年代或实际上明朝的任何其它时期。】

  。归属于Phasianidae(中文:雉科)几乎不可能对早期青花瓷上的雉科的确切属种进行辨识。它的平常样式在中国装饰纹样中常常见到,而传说和纯属想象的凤凰很显然也是这种动物原型的放大和修饰发展而来,但是鸟类学家能否为本组瓷器中出现的这类鸟提供一个精确的名称,确实让人怀疑。[见本卷图版14a33]

  凤凰Phoenix. 中文名为凤凰。这种传说中的动物,像麒麟和龙一样,长期以来用来做许多媒质的装饰并寄托着象征意义。我们发现凤凰图案诸多的细节差别,对于把“凤凰的风格”作为一种线索来确定瓷器的某种时代属性的做法到底能到什么程度,这一点现在还是不能确定;然而必须指出这种鸟在本组瓷器中之间具有某些共同点。有些凤凰如本卷图版61011所示,拖着分为两叉、曲线相左的尾巴,长着如龙鳞的白色小鳞片般的羽毛;有些凤凰长着未开叉的尾巴,精细的尾巴呈叶状或火焰状倒卷,身上还有白边的青色大鳞,如另一种龙一般。还有一种如同本卷图版36所示,凤凰的尾巴则像三条长长的飘带,每条飘带上都有深深的锯齿状的边缘。而如本卷图版33那种,尾巴写实,逼真如鸟尾的,似乎是凤凰图中的一个特例了。若是进行图案对比,十五世纪的一些类型样式可见参考书目33Nos.527077;十六世纪的代表性的凤凰图则见于参考书目33Nos. 10756,图版41[见本卷图版67b10a&b11333640]

(待续)

 

1月21日  星期日

  拙译波普《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一组中国瓷器 》开始从本月起在《文物天地》月刊连载。单行本的出版也在筹划之中。感谢热心网友为我收集不少相关彩照,定能为译本增色不少。也希望更多朋友对译文提出高见,纠我之错,补我之失,以期在 出版之前将遗憾减到最低。译事亦如校书,落叶旋扫旋生,未有扫尽之时也。

 

1月22日  星期

 

赏界旧闻点评:                      

文物鉴定专家落笔定生死

特约记者 英歌

  文物定级标准很重要,在涉及到文物案件时,一级文物和二级文物之间往往就是生与死的距离。有着近50年文物鉴定工作经验的文物专家刘东瑞在其负责的案件中,就有20多人因为文物定级而免去死刑———

  人命关天的事“不能配合”

  上世纪80年代末,涉及文物走私、盗窃的案件很多,刘东瑞所在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工作突然间繁忙起来。原因是在中国的刑法中,不同的文物级别涉及到不同的量刑标准,如果是一级文物,那就可能会判死刑或者重刑,如果是三级文物,就有可能量刑较轻。

  “经常有在当地已经判定是死刑的,但是拿来一鉴定,其案件中所涉及到的文物达不到一级品,自然量刑也就不能按死刑判决了。”刘东瑞说到文物鉴定“免死”的故事感慨颇多。他说,在文物鉴定委员会成立后,多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主要还是因为最初文物分级时(1987年中国出台了第一部《文物藏品定级规定》)没有过多考虑到对文物违法案件的处理。

  在为湖北某地的一起文物盗窃案做鉴定时,鉴定委员会的专家组认定一个铜镦属于二级品。但是没过多久,当地县公安部门的人找上门来,直截了当要求刘东瑞改写鉴定结论,把一级品改成国宝,把二级品改成一级品。来人说:“这个案件涉及到6个人,改了后,这6个人都能判死刑。要是按现在这个鉴定结论,只能判处一两个人的死刑。”

  “这个鉴定是专家签字认可的,是一个集体决定,我不能改。”刘东瑞实话实说。“要不判死刑,就刹不住这股盗墓的歪风。”对方指责刘东瑞不配合工作。刘东瑞严肃地说:“人命关天,配合不是这么个配合法,我们不要人为地制造冤假错案。”然而,这些公安人员并未罢休,他们随后找到了国家文物局和最高检察院。最高检察院的负责人员打电话给刘东瑞询问此事,刘东瑞开宗明义地说,“这些鉴定都是专家签字认可的,我们是要违法乱纪还是要依法办事?”这一鉴定结论最终没有改写,此案中只有两个人被判处死刑,其他的则是无期徒刑。

  该打屁股的千万不要砍脑袋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厦门市文化局陈某利用职务之便,以到博物馆检查工作为名,每次都“顺手牵羊”窃走一些旧书画。这批东西是清退“文革”查抄物品时,因找不到原主而堆放在库房外的低档字画中。日积月累,陈某窃走的字画多达百余件。这件案子后来被当地公安机关立为大案,被盗字画最初由地方文物部门鉴定,估价1万元。但后来有人反映鉴定得不准确,又到外省市去鉴定,最后估价15万元。

  两份鉴定相去甚远,厦门方面最后又找到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请求给予仲裁。当时正是“严打”期间,按规定这个数目的金额已经够得上死刑了。时为鉴定委员会秘书长的刘东瑞接手了这个案件,请文物鉴定委员会的5位书画专家一起来作鉴定。专家们逐件进行了鉴定和评估,尽管数量大,但这批字画却多为伪品和低档品,够得上级别的不多。最后鉴定下来,按当时的市场价估算累计金额超过了7万元,在当时这一金额仍然够得上死刑。

  一想到是死刑案件,刘东瑞就觉得还是应该更慎重一些,他将案情及鉴定情况向当时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启功先生做了汇报。第二天,启功先生又另行组织了专家组进行复鉴。启功先生和专家们仔细地看完了全部字画,在各自发表意见后,启功说,“咱们今天的鉴定无须再出新的结论,也无须出新的证书推翻昨天的证书。我在昨天的鉴定结论上写几个字,算是有个意见。”专家们一致赞同,于是启功先生在那份鉴定结论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并写下“太劣、值高,抬举了他。”

  启功先生开玩笑说:“这些东西哪儿值这么多钱(指总估价7万多元)?真是抬举他了,下回再偷,请我当顾问。”在场的人都笑了。启功先生随后又严肃地说:“罚要得当,该打屁股的千万不要砍脑袋!”

  启功先生退场以后,刘东瑞请现场目睹了整个鉴定过程的办案人员认真研究启功先生的意见。刘东瑞说,“启功先生的意见不完全是个人意见,而是到场专家的共同意见。而且文物鉴定的评估价是一个模糊的参考值,不能作为绝对值来看待。请10批人评估,就可能出现10个数据。文物的级别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区间。”最后,厦门方面采纳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陈某没有被判死刑,改判了有期徒刑。

  历时三年为文物局长“洗冤”

  三级文物中既含珍贵文物,又有一般文物的规定还给鉴定委员会惹来了若干“麻烦”,曾经轰动全国的“山西文物局长走私案”就是这样一起案子。

  1994年,时任山西省文物局局长的张希舜批准当地的文物商店将一尊关公像卖给了台商罗田光。但是罗在机场却被海关人员扣了下来,原因是关公像是国家文物禁止出境。两年后,有关部门以张希舜涉嫌走私文物将其逮捕,并迅速作出判决。张在法庭上老泪纵横,高喊: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历史将还我清白!

  此案的焦点是,张批准出卖的那尊关公像是否是国家禁止出境的文物。河北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在鉴定后得出了两种不同的结论,一种结论认为是明代彩绘木雕神像,国家三级馆藏文物;另一种结论却认为是晚清制品,一般文物。而按国家有关规定,一般文物可以出境,三级馆藏文物不允许出境。

  “明末清初的东西在工艺上不会有很大区别,但关键在于这个东西是不是很珍贵。”刘东瑞说,这尊在襄汾县乡下的一个老百姓家旮旯放了很久的桃木木雕关公神像工艺并不是很精美,非常粗糙。在最初送来的时候,刘东瑞看出了其背后的一些隐秘,这件案子并非单纯的文物案件。为了防止有人说文物部门官官相护,他坚持由首先做出结论的天津海关拿出意见,再由国家鉴定委员会提出附议。

  1996年12月31日,吕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河北文物部门的鉴定意见,认定张希舜违反海关法规,其行为构成文物走私罪,将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张随后提起了上诉,但却毫无结果,张的母亲和姐姐在此期间先后因此事离世 。

  这件文物究竟是不是“禁止出口”的文物?最后的鉴定结论还是被推到了国家鉴定委员会。刘东瑞回忆说,他当时把公检法三家的办案人员全部叫来,之后打电话给鉴定委员会的三位专家,在当天上午安排在不同时间段前来鉴定。第一位专家在9点来到,在仔细地看完关公像后,这位专家给出的意见是“明代文物,应该定为三级”。这位鉴定专家随后被请到隔壁房间去喝茶。第二位专家在10点开始鉴定,最后认定是“清代的三级文物,一般文物”。最后一位专家进门后看了一遍说,“这是什么玩意,潘家园旧货市场上有的是,根本不是文物。”

  三位专家三个意见,听得在场的人都愣了。最后三位专家由刘东瑞召集到一块,又共同研究对这个关公像下最后的鉴定结论:此木雕关羽彩绘坐像为清代初期所制,属一般文物。一般文物是可以出境的,张的罪名自然是无中生有。张希舜在1999年等来了无罪释放的判决,而他在狱中却实实在在地呆了3年。出狱后的张希舜虽然恢复了名誉,但其事业却再也无法挽回。

  “一个条文的解释关系到一个人的命运,而且灵活性太大,说明已经不太适合现在的情况了。”刘东瑞说,张希舜案发生后不久,国家文物局就授权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专家开始对《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进行修改。从1997年到2000年,经过3年修改,六易其稿,终于成型。2001年,新的定级标准由文化部颁布施行。

  “改动不大,意义不小。”刘东瑞说。新的标准中将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区分开来。旧的标准中只指明一、二级文物为珍贵文物,而新标准中则把三级文物也归入了珍贵文物中,与之相对,把一般文物单独列了出来。这次改动对文物的司法鉴定至关重要,使文物鉴定部门不再为“三级”中对“珍贵”与“一般”的认定而头痛了。

(2006年第34期《新世纪周刊》)

 

裴氏点评: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和各省市文物鉴定委员会作为为中国司法部门提供文物鉴定和文物定级评估的唯一司法认定机构,其成员职责可谓重若千钧。此前我曾说过,官方鉴定家的结论可以出入人罪。所以仅凭肩负司法鉴定这一项重任,其成员就必须由国内最优秀的德才兼备的鉴定家组成。然而近年各级文物鉴定委员会成员普遍存在着知识老化,思维僵化,鉴定能力跟不上文物市场瞬息万变之现实等情况。许多官方鉴定家在扑朔迷离的文物造假暗流中屡屡翻船,不少国鉴委老专家在文物造假市场面前已显力不从心,然而却缺乏自知之明,频频上演“地摊发现越王剑”“三十元红山玉鉴真”“元青花成批鉴定为宝””“金镶玉不可多得”之类的认赝为真的闹剧。试想那些闹剧如果不是在“地摊捡漏”“民间收藏”及“鉴赏会”“研讨会”这样的场景中上演,如果将场景置换为“文物走私案件”,那么上演的就将是草菅人命的悲剧了。文物鉴定委员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尚能在“文物走私案件”中为司法机关提供相对比较专业和准确的鉴定意见,避免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那年代,如在报道中的几例中,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还是为司法的客观公正作了一定的贡献的。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文物收藏界和文物市场已经没有从前的“单纯”,而转为扑朔迷离,“水深浪高”。高仿品令文物和非文物的界限已经不是那么容易分辨,高智商的贩假无处不在,在各级文物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下,大量赝品被当作“一级文物”高价征购的事已经司空见惯。在这种情形下,各级文物鉴定委员会能否 再胜任为司法机关提供专业鉴定,能否对文物案件的公正处理继续发挥专业影响,我是很持怀疑态度的。以目前一些官方鉴定家的职业道德和专业能力,彼辈不但不能为避免文物案件司法行为中的冤假错案作出应有的贡献,反而 极可能成为冤假错案的制造者。“文物走私案件”必将在今后中国的很长一段社会历史进程中得以延续,甚至更加“猖獗”,这是毫无疑问的。“文物走私案件”定罪量刑的关键——鉴定与定级将问道于谁,实在值得司法界深思。如果一个在旧体制下产生的、已经僵化了的文物鉴定机构已经无法胜任司法鉴定的重任,已经明显出现集体无能的征兆,那么继续沿用以这一僵化机构的鉴定结论为定罪量刑依据的做法,能否说是对人民的负责?

 

1月23日  星期

 赏翠小识

裴光辉

   翡翠不在我鉴定之范围(此物仪器检测最为方便省事),但赏评颇有心得。此拈数则求正于方家:

  • 翡翠绿色的分别十分精微,各种绿的称谓也十分繁多,常见的也有十几种。但我认为可以依品位高低分别归结为阳绿、正绿和阴绿三种。

  • 阳绿而飘者(即无色根者)不如正绿而具色根者。此亦如青花讲求“浓艳”二字。“艳”而不浓,则飘。如民国洋蓝即是。色根云者,谓有纵深感也,非真有所谓“根”也。

  • 色根的妙处在于能“养”。佩带把玩到一定时间,有色根者自能长色,无根者则冥顽不化。此亦如养紫砂壶。好泥能养出漂亮的皮壳,劣泥养久而无功。“宁要一条线,不要一大片。”此赌石经验谈,移用于成品亦然。故“金丝绿”亦甚堪玩。

  • “种”的概念各家阐述均有小异。我认为应该是除“色”之外的一切翡翠品质的总和。包括水头(通透程度)、纯净度、细腻程度、亮度(光泽度)等。其中水头是构成种优劣的最重要因素,故“种水”连称。种好,水必长;但“水长”种未必佳。

  • 翠性显者种未必佳。翠性明显只表明其材质是翡翠,而非其它代用品,人造品,如此而已。翠性大,“苍蝇翅”明显者,肉往往不细。优种如高糯种、冰种、玻璃种翠性均不显。

  • 晚清重色轻种;近现代种色并重;如今是种优先其次求其色。这是审美的嬗变,也是对翡翠矿藏认识的深化。但如今对种水的追求有走极端的趋势。如纯透无色的“白玻璃”(玻璃种不带色者)市场价位已经攀高到不合理程度,甚至高于高绿冰种和高绿糯种。

  • 赏翠者不太提亮度。其实亮度应该是优质翡翠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其与和田玉审美标准相异之处。和田玉讲求温润;翡翠讲求透亮。所谓“透亮”,就是不但要“透”(水头足)而且要“亮”。同等水头,亮度高者为优。

  • “好翠不雕”,道理与黄花梨家具一样,重在赏其天生丽质也。过于雕饰,则喧宾夺主。但并非没有一点的雕工,要在“因地制宜”,或凸现其色,或掩盖其瑕疵。故“不雕”当作活解,不可死抠字眼。

  • 翠不可镶金,镶金便俗。(但是可以镶白金)不可与黄金首饰同戴,否则足以贬低佳翠。

  • 好玉(和田玉)可以养人精神,好翠足以销人魂魄。

  • 自电影《疯狂的石头》播,国人玩翠又掀热潮,然真正能赏翠者甚寡。赏翠必有传统美学修养奠基,否则只能人云亦云,终不得真诠。

  • 是否洗过澡(B货)不妨叩击听声。如声显暗哑,则甚可疑,金属声最佳。但有金属声未必可绝对放心,毕竟还要仪器测验。

  • 染色也有滤色镜测不出的,须注意。

  • 翠产域外,但自从它进入鉴赏领域,就始终被中国文化笼罩着。 翡翠的价值评估一直在中国的传统美学价值观的引领之下,同时通过对它的赏评也完善和丰富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内涵,拓展了中华玉文化的美学空间。

 

1月24日  星期

      赝品“古宣德炉”、“古砚台”的铭文有使用电脑刻字机刻制的,其字体都是电脑字库里的“电脑字”,竟然也能上电视台《周末鉴宝》,被专家定为真品。可发一噱。

 

1月25日  星期 四

  鉴品赏评(3)                

明嘉靖青花花鸟纹八角捧盒

(鉴品号:鉴4155)

 

图565A 嘉靖款青花花鸟纹八角捧盒(明·嘉靖)

 

图565B 嘉靖款青花花鸟纹八角捧盒(明·嘉靖)

 

图565C 嘉靖款青花花鸟纹八角捧盒(明·嘉靖)

 

图565C 嘉靖款青花花鸟纹八角捧盒(明·嘉靖)

 

图565C 嘉靖款青花花鸟纹八角捧盒(明·嘉靖)

 

图565C 嘉靖款青花花鸟纹八角捧盒(明·嘉靖)

 

 

1月26日  星期 五

 

鉴品指赝(2)

潘天寿款水墨鹰石图轴

(鉴4374)

  此幅水墨鹰石图由灵鹫、大石、山花组成画面,是典型的潘氏图式。 但仅得潘氏的皮毛表象,其神采气象与真品不可同日而语。比较同样画面相似的《雄视图》真品(图568),此画用笔拖沓软弱,与潘氏劲健而富有变化的用笔特征有明显差距。如山石的崖头,竟然用散锋淡墨,断续而漂浮地拖过。山崖的峭拔和骨力常在崖头几笔体现,潘氏于此处用笔,均实笔重墨勾勒,从不用散锋淡墨 。而崖头下面大部用杂乱的山花堆砌遮蔽,遂使崖石造型不完,失去整体感。潘氏的“潘公石”最具风格特征,从未见如此用笔软弱散乱、面目交待不清者,“潘公石”也 用山花映衬,但主从分明,掩映得体,决不堆砌遮蔽而导致山石形态不完。此画在用墨上也显浸漫无度,缺乏层次感和控制能力。如灵鹫的身体,只用 同一种墨色去堆填,全不见因部位(背、腹、翅膀等)的不同而产生的墨色变化和过度。潘氏在大石上点苔极有讲求,喜用积点(积墨为点);此画的点,却一律使用“破点”(破墨为点),这种单一化的使用破点 的点法是潘画决不会有的。 《雄视图》真品两只灵鹫体态矫健,一只伸颈俯视泉瀑,一只仰首远眺,二鸟成一“丫”形构图,形成一种空间张力,具变化之美。而赝品体态笨拙,二鸟组合呆板,不见变化之美。前面一只单足侧立,竟画等距五爪,且各爪几乎等长,尤其离谱,既不合透视,也违反国画禽鸟绘画规则。禽鸟绘画规则单足侧立时爪子的形态是前三后一,不画五爪(可对比真品《雄视图》和《灵鹫图》的画法) 。在现代中国画家中,潘氏最讲求构图,其构图不求平稳,常以造险救险、奇中求正为特色。如《雄视图》的崖石,呈上宽下窄之三角形,头重脚轻极不‘安稳,是为造险;但左接一侧岩,支撑住巨石欹左之势,化解了险情,是为救险。又于两石中间开一瀑布,瀑布下留白以为云雾,这又是避免画面过实的通气透脉之法,接着在左下部点缀松针和山花杂卉,这又是以实托虚之法。复于右上巨石侧伸松针一丛,与左下松针成对角呼应。通幅构图严谨得法,而虚实开合,奇正相生,又具变化之趣。反观赝品,山石不奇也无险,山花一味杂陈,不分主次繁简,亦无呼应关系,全无章法。通幅布局严谨未具而散乱有余。更未见虚实开合之变化,如此构图平庸之作,不应出自潘氏之手。至于款字的低劣就不再细说了。由上分析可知,此潘天寿款水墨鹰石图轴实乃搬用 潘天寿《雄视图》然后又作随意增减的低俗仿品。

 

 

图566A 潘天寿款水墨鹰石图轴

 

图566B 潘天寿款水墨鹰石图轴

 

图566C 潘天寿款水墨鹰石图轴

 

图567 潘天寿《灵鹫图》局部(真迹)1948年

 

图568 潘天寿《雄视图》(真品)

 

 

1月27日  星期六

 

鉴品指赝(3)

王鉴款《春山访友》图轴

(鉴4289)

  此幅王鉴款《春山访友》图轴的绘画风格确是清初四王之一王鉴的画风,绘画水平也无可“挑剔”,初瞄一眼,很容易“看真”。但细审 之,则墨色板结,未见笔触及交笔之痕。只有桃花的点厾和款识稍见笔触。但款识书法拘谨,印章拙劣。乃民国珂罗版印刷品添笔加款的赝品。这种老印刷品添笔加款然后作旧的赝品有一定的迷惑性,但只要细察其有无笔触和墨韵,其实很容易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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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9A 王鉴款《春山访友》图轴

图569B 王鉴款《春山访友》图轴

图569B 王鉴款《春山访友》图轴

 

1月28日  星期日

  简繁字与真赝问题

裴光辉

  去年三月,我在《格古日记》45期 (http://www.pghwwjd.com/ge-gu-riji45.htm) 中已经发表过一篇《能否根据简化字来判断器物年代?》。今既问起,不妨 再唠叨两句。出现简体字是否即现代赝品, 不可一概而论。有些简体字古已有之,有些是“五四”以后才出现的(如“她”字)。有人一见简体字,就采用“一票否定制”,判物品为现代,此固然武断。近日围绕镇江“天价定瓷”事件,也有专家指出古代有简体字。于是又有人认为出现简体字“不值大惊小怪”,“简繁已不是判断真赝的依据”。此两种“一刀切”的做法都是浅陋粗暴作风的表现,我辈学人不宜效之。《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十九章)五要中“博学”为先。故博古者,不可以不“博学”。如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旧 统称“小学”者)亦能有所涉猎,则上述文字简繁问题施用于鉴古亦复有何惑焉?(答书摘录)

 

1月29日  星期一

  “考古系鉴定家”

裴光辉

  你说考古专业毕业,一到古玩市场竟然茫然不辨真赝,其实这是再正常不过之事也。“考古”与“鉴赏”可谓隔行如隔山。由“考古”转入鉴赏也未必有多少“优势”。你到市场碰到的现实问题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你说你要“从零开始跟老师学鉴定”,你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首先就深获我心。现在国内有些“鉴定家”,动辄以高校考古系毕业为招牌(目前仅凭那块“文不对题”的招牌 确也可以“纵横江湖”),考察其实际鉴定能力又实在令人不敢苟同。相比之下,你可谓清醒而诚实,不乏自知之明。较彼辈“考古系鉴定家”之自欺欺人高明何啻百倍。“考古系鉴定家”不伦, 此乃谑称也。考古系应出考古家,而非鉴定家也。此犹曰“油画系国画家”,未之有也。盖油画系毕业后转学国画而成国画家者有之,而油画系毕业不曾学国画立地成为国画家者何见?也从未有国画家拿他曾经是油画系毕业来印证其国画水准者。奈何“鉴定家”动辄以考古系毕业印证其鉴定水准?( 答书摘录)

 

1月30日  星期二

  “卖整件不如卖瓷片”

裴光辉

  不要再去地摊买瓷片了。地摊(包括古董店)上的所谓“元青花”“成化斗”“汝瓷”已经多得马拉车载,甚至包火车皮也扫不光了。“珍稀瓷片”也大量流出境外。景德镇人告诉我,“元青花”“成化斗”完整的不好卖,打破了反而容易出手。先将整器打碎,然后挖坑埋藏,经常浇灌各种脏水,半年后就可以上市了。谚曰“把手抖一抖,马上好出手”“卖整件不如卖瓷片”。我发现的第一片赝品瓷片在2002年,不过那时还只是个别现象,2005年以后,“珍稀瓷片”已经成为古玩的一个收藏和交易的一个项目。自“珍稀瓷片”“市场立项”以后,赝品瓷片蜂拥而出就不难想象了。我的 瓷片绝大多数是窑址和遗址(建设工地)采集,个别“珍稀瓷片”在地摊购藏,也是用采集的标本进行比对后,确认一致才慎重购进,并且与采集的标本分别标记。自2002年发现第一片赝品瓷片即停止在地摊购藏。如今是房地产开发热,如收集瓷片,建议你多跑工地,少去地摊。如果能往窑址采集也很好,可是现在历史名窑大多已经规划保护,不可染指矣。( 答书摘录)

 

1月31日  星期

不能一见“手指印”就指认为康熙青花

裴光辉

  “手指印”不限康熙青花有之,光绪青花亦有。所以不能一见“手指印”就指认为康熙青花。但“手指印”是否对断代就毫无帮助?也不然。如果能进一步辨析康熙青花和光绪青花“手指印”的特征,那么它还是很管用的一个断代依据。那么如何区分康熙青花“手指印”和光绪青花“手指印”呢?第一,青花的呈色不同(这是最本质的区别):康熙青花呈色有四种——灰蓝,黑蓝,正蓝,靓蓝。“手指印”主要见于后二种青花发色上,尤其是靓蓝。其特征是浓艳而深沉。光绪青花无论何种色调都不如康熙深沉,靓丽的程度也远逊康青。也有比较纯正艳丽的,但“艳而飘”,不是“浓艳”而是“浮艳”。第二,康熙青花“手指印”乃羊毫笔随意点厾留下的笔痕,或大或小,或聚或散,或分或合,十分自然。光绪青花“手指印”(主要见于模仿康熙青花的产品中)模仿康青笔趣,但刻意安排,顿时天趣。“手指印”如布瓜子,呆板而造作,令人生厌。现代低仿品上的“手指印”则更为夸张,俗不可耐。( 答书摘录)

 

 棍子语言——乡愿小儿的打人武器

裴光辉

  此事可一笑置之,视为我辈增上缘也无不可。光阴宝贵,用来与俗子争辩是非不值得。“哗众取宠”之讥不外乡愿小儿的口实罢了。鉴赏界的乡愿小儿确实不少,这班文化阉人一惯以捧大师夜壶和洋人臭脚为荣,自己没有任何独立的学术见解,又见不得别人的发表独立见解和对其主人的质疑文章。他们常用诸如“哗众取宠”“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想出大名”“自我炒作”之类的口实作为的打人的棍子,不妨称之为“棍子语言”。他们因为缺乏专业到位的学识和经验,没有能力写反驳对方的文章,就跳过论证,直接用这种结论性的语言给对方定性。他们甚至连对方用大量心血慎重调查、考证写成的文章都懒得查阅,就打下棍子。这种只有粗暴结论,没有论证的棍子语言竟然能被记者采信而见诸报端,也是奇观。但愿今后这类棍子语言 日渐式微,则我国学术进步尚有指望。(答书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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